坎儿井是无动力引水工程。它是利用潜水自由水位的自然坡降,顺势将潜流引出地面的人工水利工程。它是人类在新疆特别是在吐鲁番、哈密这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巨大成就,是一项防蒸发、无污染的环保水利工程。有人将坎儿井比喻成干旱农业地区的地下运河,与长城、运河并列,誉为中国古代“三大人工水利工程”,是很有道理的。笔者想对坎儿井的源流和发展问题谈一点与过去专家不尽相同的看法,故称之为“新说”.
关中井渠西传说是不成立的
说新疆坎儿井是关中井渠西传的说法,一是清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坎儿者,缠回从山麓出泉处,作阴沟引水……其法甚古(《汉书·沟洫志》引,洛水,井下相通行水),西域亦久有之”;二是《新疆图志》建置二:“初吐鲁番有溉田,久芜,云贵总督林则徐贬谪伊犁,始于,托克逊及伊拉里克等渠,复增穿井渠通水,民用温给”;三是王国维在其《西域井渠考》中推断:“汉时井渠或自敦煌城北直抵龙堆矣,汉于鄯善、车师屯田处当亦用此法”.四是黄文弼1957年所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序言》;五是戴应新1977年出版的《关中水利史话》之“古代的洛惠渠--龙首渠”.
上述资料,共同组成了新疆坎儿井是关中井渠西传说。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说法都是不成立的。关于这个问题,黄盛璋先生于1981年以《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为题撰文,从井渠的开凿目的和用途、关中井渠没有西传、对陶葆廉《辛卯侍行记》与王国维《西域井渠考》的理解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的论述,指出新疆坎儿井是井渠西传说是没有道理的,笔者认为论述深刻,故不赘述。
坎儿井东传说依据很不充分
美国人亨丁顿在其着作中说:他在1906年在新疆进行实地考察时,鲁克沁的伯克和毛拉向他说过:坎儿井是斯坎达尔、玉努斯及在吐鲁番建立大砖塔的素赉满统治时期的1780年,从外里海传入的。亨丁顿的这个“听说”立即得到西方学者斯坦因、伯希和、拉铁摩尔、斯柯姆伯格等人的赞同和引用。他们的理由:一是坎儿井的形制结构与挖掘方式与中亚的Karēz相同。二是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坎儿井是波斯语Karēz的译音。这是新疆坎儿井是中亚坎儿井东传说之始。
1951年浦熙修的《新疆纪行》、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人岛崎昌连续发表的3篇文章,虽然支持了亨丁顿的观点,但并未提出新的根据。
黄盛璋先生于1981年以《新疆坎儿井的来源及其发展》为题撰文,支持亨丁顿的观点。黄先生在文中说:“古作Karēz,一般都认为发源于波斯向西传播到欧洲意大利……最东就是新疆。按上引鲁克沁伯克与毛拉的介绍说自外里海地方传入,所指之地今为苏联中亚其中以浩罕距新疆最近,而浩罕最近也最为可能……特别是大和卓之子孙逃至浩罕,张格尔、玉素普兄弟及其后人多次入侵新疆,以及最后阿古柏侵占新疆,都直接来自浩罕;另一方面浩罕商民有不少居住新疆各地,喀什噶尔与叶尔羌驻有商务代办……所以吐鲁番之坎儿井自浩罕传入远比其他地方可能性大得多。”似乎为坎儿井中亚东传说画上了句号。
我们认为上述说法的依据是很不充分的,其理由如下:
首先,直到笔者撰文时为止,国内外未发现任何关于新疆坎儿井是由中亚东传的文献。笔者认为新疆坎儿井如果确如黄盛璋先生所说的从浩罕传入的,源流国一般应有文献记载。如果是民间行为,在传入地官、民文书中也会有明确记载的。但是新疆坎儿井由中亚坎儿井东传说除了美国人亨丁顿的这一次“听说”以及一些外国学者的随声附和之外,是没有任何足可信任的记载文献。像新疆坎儿井的源流这样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怎么能仅靠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一次“听说”就形成结论呢?而且亨丁顿这次“听说”并没有经过任何考证,即使经过考证了也只是一个孤证,也不足以作为一个重大学术问题结论的全部依据。
第二,黄盛璋先生利用日本人岛崎昌的3篇文章中引用的《三州辑略》、《回疆志》以及《皇舆西域图志》,论证了新疆坎儿井出现的时间问题,认为“上限在1782年,下限在1807年,中间相去仅20多年,如定为18世纪80年代,看来最妥当不过。”笔者认为理由是充分的。但是黄盛璋先生对新疆坎儿井源流的推断却是与此相矛盾的,不能自圆其说。
黄先生说:“……所以吐鲁番之坎儿井自浩罕传入远比其他地方可能性大得多。”意即浩罕之张格尔、玉素普、阿古柏入侵新疆时将坎儿井传入的,事实上张格尔是在清道光六年(1826)入侵南疆4城的;玉素普是于清道光十年(1830)入寇南疆4城的;阿古柏是于清同治三年(1864)入侵南疆,清光绪二年(1870)攻占了吐鲁番等地的。他们的入侵时间都是在黄先生论证的新疆坎儿井出现下限时间之后,最早入侵的张格尔也是在新疆坎儿井出现下限时间之后的20年。显然,张先生的说法自相矛盾,难成立论。
第三,“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坎儿井不是汉语,也不是维吾尔语,而是波斯语Karēz的译音”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维吾尔族历史上先后使用过突厥语、回纥语、察合台语,皈依伊斯兰教后,改用了以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维吾尔语言文字,属于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在维吾尔语言中不仅融入了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且在语音、语法、词法、句法等方面都受了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深远影响。加之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语言文字互相融合、互相影响,各自形成一些独特的特点。例如维吾尔语,除有众多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欧洲诸国词语、蒙古语、满语的借词外,还有遍及各个领域的汉语借词,如大豆、茶叶、凉面等,维吾尔语都是直接音译,形成鲜明的汉语借词;还有一些既不是维吾尔语,又不是汉语,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词汇,如麻达(麻烦)、阿瓦孜(点子,愿意是声音)、艾来拜来(胡搅蛮缠)等维吾尔语、汉语同音的词汇;另如卡拉茶叶(茯茶)、茶叶纳克(茶壶)、莫合烟(手卷烟)等部分为汉语词汇读音、部分为维吾尔语词汇读音的独特词汇,典型地表示出维吾尔族和汉族互相融合、互相离不开的紧密联系。“坎儿井”一词就属于这一类词汇。
“Karēz”是波斯语词汇,又是维吾尔语借词。换句话说,“Karēz”是波斯语词汇,也是维吾尔语词汇,它在新疆这个特定的环境下又演变成“坎儿井”这个维吾尔语与汉语相融合的词汇。它的前半部分“坎儿”是“Karē”的音译,后半部分“井”显属汉语名词,组成了“坎儿井”这个表现维、汉两个民族紧密融合的独特词汇。看来,亨丁顿与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学者对新疆维吾尔语言文字很不了解,竟然以“Karēz起源于古代波斯”为据,断然推断吐鲁番的坎儿井是由中亚传入的,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