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中出土的连体铜熏炉

　　目前，中国九个城市正在就“海上丝绸之路”联合申遗，广州六个史迹入选。其中，从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不少文物可知当时海上贸易已经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也就是说，广东古代海上交通的起点远不止于此，海上丝路的兴起和发展，与先秦时期的铺垫有着密切的关系。

　　那么，在众多与海洋文化和对外贸易有关的遗迹中，为什么选择了这六处呢？如果将它们做一简单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体现的主要是贸易往来，清真先贤墓、光孝寺、怀圣寺与光塔反映的是文化交流，南海神庙折射出的则是精神力量。

五千年前广东先民驾独木舟漂洋过海

　　研究者指出，距今6500——5000年前，在今珠江口两岸及其间岛屿形成了咸头岭文化，在相关遗址中出现了不少与海洋文化有关的遗物，比如带有与水相关纹样（水波纹、波浪纹）的彩陶。这里还出土了一种石拍，很可能与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树皮布有关，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均分布有树皮布文化。咸头岭文化内诸遗址遗存的相似性让人们不禁推测，它们之间当时可能存在着频繁的往来。但海岛遗址之间隔着辽阔的水域，交通工具是什么呢？专家们认为很可能是独木舟。

　　到了距今4800——4300年的石峡文化时期，也可发现在石峡、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昙石山文化遗存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有学者认为，昙石山文化从海路影响了珠江三角洲，进而影响石峡。或者说，这三地之间甚至远及江浙一带的先民曾经通过海路进行贸易交往。

　　西周晚期至东周，珠江三角洲北部冲积平原基本形成，形成了广东先秦农业文化发展的基地。这个基地商品生产发达，并且影响到了沿海和海岛。例如，在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银岗村发现的古窑场，从遗址特征来看使用者并非当地原住民，更像是“窑工”,而且其从繁盛到终结来得过于突然，似乎是因为原料耗尽而导致窑场搬迁。类似的情况在距此约20公里的园洲梅花墩窑址中也表现得很明显。所以专家认为，这些窑场的产品都是“商品”.园洲的陶豆（古代一种食器）还广泛分布在香港、深圳等地，在珠海，不仅现为大陆的金鼎外沙、沙煲地、鸡山等地有发现，远在海中的外伶仃岛上也采集到残片，显然非要船载不可。东江北岸的惠阳平原，很可能当时已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而且可能通过水路影响到沿海和海岛。此外，从石器、铜鼓和铜钺等古物遗存的分布来看，都呈现出向海外分布的迹象。而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土着所信仰的水神，也被认为和闽越沿海的越族疍民有关。

　　虽然现存物证不多，但研究者仍然认为，独木舟具备相当的航海能力。例如双架艇就可以沿着海岸航行，双身船载人更多，航行更稳。因此，在先秦时期，广东的先民应该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了，其文化可能间接影响了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汉代广州流行戴玻璃珠饰品

　　但真正具有对外贸易含义（即有进出口经营业务）的“海上丝路”始于汉武帝期间。约在东汉中期，广东西航印度的商人或汉朝使者，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同埃及、罗马的商人发生直接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记载了这一场景。这种贸易为中西直接通航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于是便有了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罗马）遣使直航广东之旅。

　　在这种越来越发达的海上贸易中，商品交流大发展。除了南越王墓中可发现舶来品之外，广州汉墓中还出土陶犀角模型、犀牛图案的漆器等。犀牛产自东南亚、印度和非洲，当时很可能有生犀或犀角由海路输入广州。而南越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织品、陶器、青铜器等。到了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海上丝路进口的商品更多，主要有珠饰、犀角、象齿、玳瑁、琉璃、珊瑚、琥珀、玛瑙等。在这一时期的广州汉墓中，占相当高比例的墓含有这些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器物，如陶熏炉、陶胡人灯俑等。

　　据统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广州地区发掘的两汉墓葬超过1000座。从南越国时期开始，玻璃制品开始在墓葬中出现。这类玻璃制品不见或少见于中原地区，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以玻璃珠为主的串饰。玻璃串饰前期出土数量极少，似乎只在南越国的高级贵族之间使用，南越王墓中出土两串珠串，总数达2100枚。到东汉后期，珠串数量大增，说明已成一时风潮。目前据不完全统计的各式玻璃珠饰约达万枚。其中部分可能产自我国沿海地区，但更多应是来自海外。

　　玻璃器皿和珠饰的大量出土是广东乃至岭南地区两汉墓葬出土文物的一大特色，反映出当时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普遍审美风尚。通过材质和工艺分析可以确认，当中许多应当来自东南亚、南亚甚至远及西亚、欧洲、非洲。这也正是汉武帝派出“黄门译长”率队同诸国交易特别看重的“明珠、璧琉璃”.

　　随着海上丝路的发展，一系列商业城市在岭南兴盛起来，包括番禺、徐闻、合浦、广信（广西梧州）、桂林等，它们沿海岸线和内河航道形成了一串明珠。

丁香：两千年前“口香糖”

　　在南越王墓的西耳室一个漆盒内发现的26克树脂状药物，虽然成分已经分解，但很可能是乳香。它们折射出的是海上丝绸之路丰富多样的货品结构中的重要成员--香料。

　　南方气候潮湿，蚊虫滋生，多瘴疠，因此从战国时期开始，在楚地便有于室内熏香消毒的习俗。在南越之地，至迟在南越国时期，便有以熏炉熏香的风气，到两汉时期熏香之俗益盛。从岭南地区出土熏炉的墓葬形制看，墓主并非全是高官显贵，有的仅是一般地主官僚，说明在岭南地区，熏香习俗的流行范围在扩大。

　　中国古代早期的熏香采用的是本土所产香料，如诗人屈原的诗歌中便记载了江蓠、辟芷、申椒、菌桂、木兰、揭车、杜衡、辛夷等十余种香草。但早期楚地香料材料虽易得，焚燃后香气散发也快，所谓“香风难久留，空令蕙草残”.而汉代广州所使用的香料，无论本地所产，还是南洋出产的沉香、檀香，都是上好香木，气味佳，且留香持久，很快取代了香草。由于进口香料多为树脂型香料，适宜置于炭火中阴燃，因此广州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熏炉，炉腹加深，炉盖增高，以适应燃烧方式的变化。熏香之风由南北渐，迅速蔓延。中原地区从西汉中期开始出现熏炉，其熏炉造型明显受到南方地区，尤其是广州熏炉的影响。

　　在古代社会，最受欢迎的香料包括胡椒、肉桂、豆蔻、丁香等可能都是从海外传入。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