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