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他一信，请他想想Goethe［歌德］自记他每遇到政治上最不愉快的情形，他总勉强从事于离本题最远的学术工作，以收敛心思。故当拿破化战氛最恶之时，歌德每日从事于研究中国文字。又其著名剧Essex［《埃塞克斯》］的‘尾声’（Epilogue）乃作于来勃西之战之日。”36

大约二十多年后，1961年11月23日，相信一言一行可能意想不到地在某地某人身上发生效果的胡适得到一位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的求见，而此人即是胡适曾复信劝其稍安勿躁的H.P.勒文施泰因。

军事无力、文化有望、铸造成器

那么，胡适为什么选择和鼓吹镇静主义，或者说，他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的理由何在？

其一，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然而，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螳臂挡车，以卵击石，自致毁灭。学生别无选择，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而已。

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各路诸候割据一方，国家从没完成实质行政上、军事上的统一，士卒素质低下，军事装备恶劣，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胡适这批知识分子往往在抗日问题上素来低调，是因为他们能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实力太弱之故。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在“义愤之馀还须诉诸理智”，“余以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我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的，然其装备甚为简陋。而且，我海军毫无战斗力：军中最大之战舰乃一三等巡洋舰，其排水吨位仅为四千三百吨。另外，军火又如何呢？我何以作战？”37他并以比利时的奋起抵抗的“覆辙”为例来说明，如果开战的话，中国“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38

是战是和，一直是面对日本的凶焰，中国人不得不回答的难题，战则不能，和则不敢，正如胡适常说的，“和比战难”，1933年2月12日，他的好友丁文江在《抗日的效能与青年的责任》中“恳挚的向青年人说了几句许多人不肯说的老实话”，他说中国没有对日宣战的可能，“中国号称养兵二百万。日本的常备兵不过二十万。……但是我们的一师人往往步枪都不齐全。步枪的口径也不一律。全国所有的机关枪大概不过几千杆，——欧战的时候，作战的步队每一师有一千五百杆。七五公厘的野炮大概一万人分不到两尊，——实际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炮、坦克、毒气和飞机可算等于没有。所以以武器而论，我们的二百万兵抵不上日本的十万。……海上和空间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筑，丝毫没有防止日本海军的能力。吴淞的炮台不到五分钟就毁于日本炮火之下。”39

既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那么，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

其二，对胡适来说，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

古之有谓夷狄之别，其实质即是文野之分，而中国又自视礼义文明之邦，所谓“文”即合乎中国之礼义规范者也，所谓“野”即不合乎中国之礼义规范者也。“夷狄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正如钱穆所云：“能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人常愿一视同仁，胞与为怀。”“两汉的对待匈奴、西羌诸族，招抚怀柔，引之入塞。南北朝时北方士族与诸胡合作，大率多抱有此种思想。”40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来看，文化立国是避免国之灭亡之根本，远有蒙元，近有满清，后来蒙满民族虽在军事上征服了汉人，但在典章制度、思想伦理上却承袭前朝的种种模式，是故汉人能够接受他们统治之因，也是他们能够维系其统治之因。

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国亡虽沉痛，但文化亡则绝不要接受，与一党一姓之亡相比，文化实系中华民族之魂，更其根本。明末顾亭林政治、军事手段谋划无望之后，专事讲学的目的亦着力于为华夏学术文化保存一线香火，清朝艹雉（上下组合）发令，激起南方强烈的抵抗，即为一例。钱穆称此为国人的一种“深厚的文化意义”，汉人对满人的承认和反抗都基于此，他们认为，“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41以顾亭林自期自勉的章太炎晚年讲学亦有如是考虑，其在学术上最有出息的大弟子黄侃如是说，“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42康有为亦有云：“一国之存亡在其历史风俗教化，不系于一君之姓系”。43中国文化不亡，中国就不会亡，这种文化维系中国的延续的思维，只有担负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不绝地努力，这才是救国之所正途。

胡适正是看到这种文化学术之力。“希腊的智识分子做了罗马战胜者的奴隶，往往从奴隶里爬出来做他们的主人的书记或家庭教师。北欧的野蛮民族打倒了罗马帝国之后，终于被罗马天主教的长袍教土征服了，倒过来做了他们的徒弟。殷商的智识分子，——王朝的贞人，太祝，太史，以及贵族的多士，——在那新得政的西周民族之下，过的生活虽然是惨痛的奴虏生活，然而有一件事是殷民族的团结力的中心，也就是他们后来终久征服那战胜者的武器，——那就是殷人的宗教。44君不见，犹太人全球流亡，无家可归，但文化凝聚力致使民族千年不散，一九四八，终复其国，可为文化复国之典型例证。

他又曾给学生们讲了另一个费希特的故事。近代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在“当普鲁士被拿破伦践破之后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着手计划一个新的大学——即今日的柏林大学。”他在柏林尚在敌兵操练的笳声中，继续讲学，并发表《告德意志民族》演讲，告诉德国人“不要灰心丧志，不要惊皇失措”，“他说，德意志民族是不会亡国的；这个民族有一种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间建立一个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说，这个民族的国家是不会亡的。”45“建立一个德意志的文明”在胡适看来成为救国的长远的，根本之道。这基于文化不亡国不亡的理念。46

无独有偶，“五四”之后，代理蔡元培撑校的蒋梦麟对学生的演说与胡适的观点颇为类似，他同样举了费希特的例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演讲，而作致国民书曰：‘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47“民族文化正统的承续者，操在读书人的手里。”48可见，固守一国之文化实系知识分子使国家免遭灭亡力所能及的工作。

其三，胡适认为，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49

胡适特别欣赏“易卜生主义”的“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一个人“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并“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50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