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
而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1
“历史上的一个公式”
1920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一周年纪念，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他们认为：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2
他举了古今中外的例子，说，“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独立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发生的理由的。”3
1922年10月21日，胡适在北京大学作了关于《学生与社会》的演讲。其中说：“不过在文明的国家，学生与社会的特殊关系，当不大显明，而学生所负的责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4他说因为中过受过教育的人少之又少，所负的改良的责任，则当更加重大。
1928年5月4日上午九时，光华大学，胡适在纪念“五四”演讲中称：“‘五四’运动也可证明历史上的一个公式，就是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腐败，没有代表民意的机关，干涉政治的责任，一定落在少年的身上。譬如宋朝大学生（案：似应为太学生），明朝东林党，都是在变态的国家里干涉过政治。一八四八年的全欧洲的革命，法国俄国的革命，也是学生闹起来的。常态的国家就不然了。英国美国的学生从来不受［干］政治，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用不着他们来干涉。”5要想避免学生干政，就得要“智识高深、体力强健、经验丰富的中年出来把政治干好”，使政治早日上轨道，否则禁止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1932年，胡适在《论学潮》中又提到，“凡能掀动全国的学潮，都起于外交或政治问题。这是古今中外人同的现象：凡一国的政治没有上轨道，没有和平改换政权的制度，又没有合法的代表民意的机关，那么，鼓动政治改革的责任总落在青年智识分子的肩膀上。”6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胡适又提出了那个“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历史的公式”：“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7
1947年5月18日，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李宗仁召集平津两市专科以上院校首长及主要教授举行茶话会上，会上胡适发言，据报载：“他认为古今中外有一条公律，凡是在政治不能令人满意的时候，没有正当合理机构来监督政府，来提倡改革政治的情形下，提倡改革政治，往往会落在青年身上，若汉宋的太学生请愿，明代东林党之攻击朝政，以及清之戊戌政变，乃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提倡政治改革的，都落在青年学生的肩上。”8
而在国外，“目前英美的政治比较上轨道，故英国青年多集中精力去打捧球，美国青年则对垒球，划船，跳舞大感兴趣，因为这是青年人应享的幸福。”而中国的现状呢，“不要说青年人不满意，就是我们中年人也是感到不能满意的”。9
变态社会中，政治不上轨道，知识分子坐卧不安，愤而干政，是为知识分子干政之因，胡适通过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外国现状的对比，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一生中屡次表达过这样的意思。
为什么是青年学生呢，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中年老年的人，壮气早消磨了，世故深了，又往往有身家之累，所以都容易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肯轻易参加各种带有危险性的政治活动。只有少年学生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胆子是大的；他们没有家室之累，理智也不曾完全压倒情绪，所以他们一受了义愤的鼓动，往往能冒大险，做出大牺牲，不肯瞻前顾后，也不能迟徊犹豫。”10“因为青年人容易受刺激，又没有家眷儿女的顾虑，敢于跟着个人的信仰去冒险奋斗，所以他们的政治活动往往是由于很纯洁的冲动，至少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很自然的冲动。”11
这只是一方面的因素，黄梨洲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中说：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是非于学校。虽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12
胡适评说“这就是说，学校不公是为造毕业生而设的，理想的学校应该是一个造成天下公是公非的所在。”这是学校的一个职能。而学生论政系为三代遗风。“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槌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13
1923年12月10日，胡适在东南大学关于书院的演讲中提到“讲学”与“议政”为古之书院的两种职能。他说，“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因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的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的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者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而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直言（注：原文如此，如按成语的话，应当为“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14（W12·452）
胡适的观点和蔡元培的看些不无二致，蔡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15中国的知识分子干政的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正是得益于中国政治制度的不完善，很大程度上说，尤其是中国处于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内外交困之时，恰是知识分子成其为知识分子之时，这是知识分子之焦点和魅力所在，其光荣与痛苦，长处与失误亦毕集于兹。
反过来，可以说，知识分子兴则社会不幸，知识分子亡则社会大幸。因为只有各项制度的不完善，知识分子就不得不越代俎代疱，激扬文字，只有各项制度上了轨道，知识分子便可心无旁鹜，埋首书斋。
牟宗三谈到东汉末年和明朝末年知识分子与阉宦的斗争说到，“其死节之惨烈皆可歌可泣，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他认为“气节之士的规格所成的历史悲剧，就今日而论，只能通过民主政治来解决，因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这种悲剧免掉。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出现，这种悲剧便必然地在历史上消失。”16“公共知识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隐喻了真正的公民社会尚未到来，当社会已经迈入理想的公民社会，即公民已经不再需要他们的代言人——公共知识分子时，公共知识分子就会退出历史舞台。”17这也是在民主社会会出现“知识分子的消亡”的趋向，这未尝不是好事。
歌德的故事
近代中国，正是胡适所说的那种内忧外患、王纲解纽、军阀割据的变态社会，胡适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理解学生运动的，他说，“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18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