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上午10时，公安部就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下达统一行动命令，各地警方迅即行动。近半个月来，我们在媒体上的所见所闻，用“捷报频传”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新华社的一份通稿甚至使用了“此番打击已经见实效，舆论普遍赞赏”来表达他们对行动的观察。

　　笔者也赞赏这次行动——当然，保持常态化的依法查办更重要。集中行动与日常执法本可并行不悖，只要警方不厚此薄彼，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断不至有今天这般模样。阶段性的成果越多，恰恰证明此前的常态化执法或许出了问题。

　　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此类犯罪并非新鲜事物，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入刑也已逾三年。与阶段性成果的可喜相对应，三年的查处数字又是如何？

　　且看看现行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相关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依上述法条可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首先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其次才是一般主体和单位主体。对于一般主体，必须使用“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方可构成此罪。

　　刑法之所以如此修订，主要源于公民个人信息屡遭不法侵犯的现实，而最常见、危害也最大的侵害人，就是“国家机关或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工作人员。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2008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分众无线违规向手机用户发送大量垃圾短信，据称这家公司居然掌握了中国5亿多手机用户中一半的手机用户信息。2009年央视3·15晚会又揭露了山东济南、日照、德州等移动公司涉嫌违规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以及违法信息，并且出卖用户信息。

　　然而就在《刑法修正案（七）》施行三年多来，至少公共舆论平台上可见的个案，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身影还极为罕有。包括这次全国集中统一行动已披露的“战果”中，嫌犯仍以终端销售平台的“社会人员”为主。

　　是不是现实中就没有或很少官员及金融、电信等服务性企业的工作人员涉案呢？答案为否。据公安部4月25日公开的信息显示：大量倒卖信息的源头都来自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部门，个别“内鬼”为了经济利益非法出售大量公民个人资料。如四川省某移动公司员工，利用工作便利，大肆对外出卖手机用户信息及手机通话清单。

　　从公安部公开的“战报”来看，截至4月25日，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0余名，挖出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38个，摧毁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数据平台和“资源大户”161个，打掉从事非法讨债、非法调查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非法调查公司”611个。从中可以看出，对公民个人信息非法销售终端的查处数量，远超“源头”的数量。这一比例是否符合此类犯罪的真实状况，还有待更多的信息披露才能进行相对准确的推断。但基于以往查处此类犯罪时的情况来看，提醒公安部门、司法机关要有始有终，精准打击，并杜绝选择性司法，是极其必要的。

　　注意到公安部也专门强调“专案打击的重点是深挖源头和‘内鬼’”，这击中了以往常态执法行为中的软肋。但公安部的宣示和强调，并不代表就已经实现。媒体也应紧跟案件查办的流程，尤其是在这批案件移送法院时，对照一下公安查处率和最终法院判决率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落差。公众最担心的，就是有些戴着“官”帽或特殊身份的嫌疑人，在司法的流程中能利用各种法外程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从而逃脱法网。对于此次统一行动而言，查处实难以称之为“胜利”。庆功宴还是先压下，等等司法的最终处理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