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有两条，南线从古代蜀地（今四川）起，经云贵高原向西南到达印度，这条道路虽然路途较近，但所经之处多雪山、大峡谷和热带原始森林，路途艰险，多毒蛇猛兽，且沿途土著部落居民纷杂又各不相统属，千百年来始终没有成为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陆上的丝绸之路北线，主要指以秦汉至隋唐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为起点向西北越陇上，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的道路。这条通道，在中国古代史上，除了极个别的时段因为被割据势力占领而通行受到阻滞以外，它自开辟以来基本上都是诸条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的丝绸之路，这条丝绸之路从古至今，都与我们宁夏这块热土息息相关。

   绵延千年的繁华商路

　 战国秦汉以来，玉门关和阳关以西（今新疆）被称作西域，当时也把中亚乃至更远的许多地方包括在西域这一地理概念之内，但一般来讲西域多指现今的新疆一带。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葛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通往西域的道路在这里分为南北两条。一条经塔里木东端的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莎车，称为南道。南道可以西出葱岭到中亚的大月氏（读作rouzhi）、安息、印度等地。另一条经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西行至疏勒，称为北道。北道可以西出葱岭，至中亚的大宛、康居诸国。西域道通以后，天山南北与内地连成一体，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除此之外，中原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西域的葡萄、石榴、苜蓿、胡麻等植物陆续向东土移植。西域的良马、骆驼和名贵毛织品也源源东来。以后，佛教与佛教艺术也经中亚传到西域，再向东土传播，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原地区也向西域输送了大量的丝织品和金属工具，并把铸铁、凿井、造纸等技术传到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的发展。

    在北魏前半期，也就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自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通往西域的通道大体是自平城起西行，过盛乐（即今呼和浩特南），渡黄河经鄂尔多斯达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北）、经薄骨律镇（灵武一带）最后抵达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再向西就与后来隋唐时期的萧关道为同一条驿道。或者自灵州之西南渡黄河直达河西走廊的凉州和甘州，所经灵州的商道也称之为“灵州道”。北魏先后六次派使者出使中亚，并与中亚、西亚36国取得联系，正是经过灵州、固原的古驿道。当时“商团结队而至”，使丝绸之路出现了一个继汉代之后新的繁荣时期。
 

   屡屡发现异域文化的印迹

　 1981年发掘的固原东郊雷祖庙村北魏漆棺画墓，是我区南部山区较早被称为具有重大意义的美术考古新发现，也是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成果。夫妇合葬墓中的男棺髹漆，棺盖的漆画内容有房屋、太阳、月亮、人物、鸟、白鹤等表现“仙道思想”的，还有孝子故事、狩猎图像和身着鲜卑贵族装束的饮宴图，这些图像在反映“仙道思想”的同时，许多人物像装饰有“背光”，这与新疆等中亚地区同时代的菩萨形象很相似，可以看出受西亚佛教艺术的强烈影响。墓中出土了一枚正面为波斯王卑路斯侧面头像的波斯银币和一件舟形银杯，这件舟形杯两端高，中间略低，平面为椭圆形，通体像一只小船。椭圆底边缘有一周方形凸起的连珠组成底座。杯的两个耳为后装的鎏金铜耳。乍看是一件中国传统风格的银耳杯，但仔细观察实际是由一件萨珊式舟杯改造而成的。在古代波斯，这种银质的舟形杯多为贵族所用。固原北魏漆棺画墓的发现与研究为我国佛教美术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增添了生动的素料。

   1983年深秋，考古工作者在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发掘了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的夫妇合葬墓，这座墓葬虽然被盗过，但仍然出土了数百件各类文物。李贤墓的葬俗、壁画、随葬器物别具一格，引起了当时中国和亚洲考古界一次不小的研究热潮。李贤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件由中亚、西亚传入我国的舶来品。最有研究价值的随葬品为三组人物浮雕图画的鎏金银壶，它完全沿袭了萨珊王朝金银器工艺的制作风格，而画面的内容却取材于希腊神话爱神阿芙罗狄蒂·帕里斯劫持美女海伦的故事。这种萨珊金属器制作工艺与希腊神话故事内容的完美结合在古代萨珊王朝也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应该是萨珊系金属器中具有独立发展区域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制品。   

   粟特人在宁夏

　 康国、何国、史国、米国、曹国、石国、安国、火寻、戊地都是中亚至两河流域一带的粟特人小国。这9个小国均为先秦时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康居国的后裔。他们的祖先温王原来居住在祁连山北麓的昭武城，后来被匈奴所破，翻过葱岭迁到中亚至两河流域一带，经过历代繁衍分为9个大小不等的国家，并都以“昭武”为其姓氏，以表示永不忘本。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著称，南北朝以来，沿着漫漫的丝绸之路，来往于中亚与中国之间，操纵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国际商贸活动，对当时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沟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们往来经商的过程中，某些历史阶段丝绸之路的途径之地也曾经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政权变更与战乱，迫使一部分粟特人留居于中国，在所经过的地区建立了一些粟特人聚落，形成了诸如吐鲁番、敦煌和所谓的唐“六胡州”等粟特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宁夏的南部山区，也是粟特人聚居的地方之一。

   隋唐时期，宁夏地区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主要是包括中亚一带的西域地区外来民族的互动很频繁。一方面，这些以“昭武九姓”为主的外来民族与中原地区的往来需要经过宁夏，作为通道的宁夏当地各民族居民也不可避免地与这些过客进行交往，因此这里必然会遗留下一些外来民族的文化因素和文物，甚至通婚产生人种血缘方面的交叉。另外，其中也会有一些外来民族的成员或整个部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长期滞留在宁夏地区，以至死后埋葬在这片土地上。近年来发现的这一时期的一些墓葬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宁夏隋唐民族的认识。例如，同心韦州发现的土谷（音yu）浑墓、青铜峡发掘的铁勒契苾氏墓、盐池窨子梁发现的中亚何国人后裔的墓群等，这些墓葬与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墓葬在形制、葬俗和随葬品诸多方面大为不同。

   考古材料表明，宁夏固原一带史姓粟特人后裔，通婚范围仍然大多实行九姓内部通婚，人骨鉴定结果接近于高加索人。徙居中国内地的粟特人的墓葬不仅发现于固原，1985年在盐池苏步井也发现一处“昭武九姓”中的何姓墓葬群。何姓原驻地所在的何国是附属于康国的小国，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撒马尔罕。墓中的随葬品为木质的武士俑、骆驼俑、马俑、镇墓兽、陶器和玻璃器等，其中一些器物具有一定的西域特点，特别是六号墓石刻门扇上的胡人形象的男舞者图像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历史记载何国“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锦袍”。经分析考证是中亚康国流行的“胡旋舞”。北朝至隋唐以来，东西交流频繁，中亚的昭武九姓诸国的乐舞在关中为中心的地区颇为流行。“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拂菻舞”等“胡舞”种类很多，见诸于文献和时文记录也较为普遍，对于各种舞蹈的来源也有所记载，但用于界别舞蹈具体动作形象化的材料却寥寥无几。盐池窨子梁墓葬石门上舞者身着胡服、动感强烈，生动地描画出唐代诗文中屡屡出现的“胡旋舞”的具体形象，这个墓葬的年代为武则天时期。

   固原南郊史氏墓地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处有计划发掘、研究的大型粟特人家族墓地。他们是流寓于中国的中亚史国人后裔，依然保留着一种聚族而葬的习俗。这个史姓家族墓地共发掘了6座粟特人墓葬，墓室一字排开，其间相距数百米不等。墓葬形制为高封土、斜坡长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葬。每个墓葬的墓主人口中或手中都随葬着一枚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或萨珊王朝金币、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这些外国钱币经过初步研究，其中一枚是波斯萨珊卑路斯朝的银币，一枚是萨珊阿尔达希尔三世金币的仿制品。阿尔达希尔三世的金币或银币及其仿制品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余3枚是东罗马拜占庭金币的仿制品。口含或手握钱币的习俗起源于古代希腊，中亚的这种习俗与古希腊习俗也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此外，史诃耽墓中出土的一枚蓝色宝石印章，其上的印文属波斯帕勒维文字。这几个墓葬的人骨经过检测鉴定主要数据与蒙古人种有较大的差异，接近高加索人种的河中类型，这一特征表明史国人在中亚一带的数百年间与当地居民的高度融合。原州史姓墓地是我们在中国首次发现的粟特人墓群，丰富了我们对流寓于中国的中亚粟特人的认识，也了解了古代先民们对外来民族及其文化的包容。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北朝后期至隋唐，长安通往河西的驿道有南北两条，汇合点均在凉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市。唐代的地理书籍《元和郡县图志》曾经记载，途径原州的这条路线为北路，出长安向西北行，经邠州（即今陕西的彬县）、泾州（今甘肃的泾川），过陇山至原州，再向西北途径石门关（今宁夏固原的须弥山附近），再过会宁关（即今甘肃靖远县）过黄河抵达凉州。这段驿道大约一千六百里，比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的南路近约四百里，所以是通行频率较高的路线。途经原州的部分又叫“萧关道”。隋至唐前期时，萧关道上的陇山关为六个上关之一，原州木峡关为中关，都是当时著名的驿道关隘，原州西北的会宁关记载有渡船五十只，日渡千人，其中最多的最繁忙的过客还应该是奔波于东、西方之间的各国商团。

   五代宋初，由于吐蕃势力的阻隔，中原与西域之间的联系虽然不如唐朝那样紧密，但唐末时期一些频繁往来的特征仍然保留了下来。“安史之乱”后，唐肃宗在灵州继位，灵州的政治、经济地位凸显。西域使节、商贾进入中原一度必须经过灵州。过灵州后，向南、向东南或向东，分别经镇戎军（今固原）、庆州（今甘肃庆阳）或陕北到达关中。这时的灵州又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到党项人占领灵州和河西之后，灵州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一落千丈。此时中原的北宋、南宋两代与西亚、南亚的商贸交易不得不寻求新的通道，因而从唐代就开始的起于扬州、泉州、宁波等港口经南海穿马六甲海峡达印度、波斯的海上通道的作用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代替了千年之久的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交通史上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