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铜戈



承兽铜祭器



跪姿武士



奴拉赛铜矿遗存的铜锭



青铜山羊

　　远古铜艺

　　在新疆生活过和生活着的各民族从远古走到现在，从蒙昧走向文明，都在历史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至于铜的使用，世界冶金史专家认为西亚一带可能在公元前9000年前就会利用自然铜作装饰品，公元前5600年左右逐步进入早期铜石并用时代。他们认为中国使用青铜石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间，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殷墟青铜文化时期。

　　在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陈列长廊中，当你跨越原始社会与阶级社会交界，斑驳的青铜锈色就逐渐取代了古朴的陶风，一件件饰着神秘纹饰的青铜器会给你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上层贵族社会与普通平民生活上有了明显的等级差别，历史已进入了国家与文明社会。此刻，你已经开始迈进新疆历史的“青铜时代”。

　　考古发现揭示，公元前2000年前后，新疆地区已经陆续步入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到大约公元前700年，是新疆历史上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是与文明社会相联系的，其主要特征是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应用。社会生产力随即发生了质的变革。

　　在罗布泊地区、鄯善洋海、和静察吾乎沟、哈密巴里坤兰州湾子、伊犁尼勒克穷科克等地都发现了青铜时代，距今3000年前后的遗址。

　　目前已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种类包括刀、镰、锛、凿、矛、镜、马具以及装饰品等，很少见到大型铜器。彩绘陶器的流行是新疆青铜时代的一个特点。青铜冶铸工艺已从单纯的红铜发展到既有锡青铜，同时还掌握了源于西方的砷青铜合金冶炼技术。

　　在天山南北各地发掘的史前墓葬和遗址中都普遍见到铜器。铜器的种类以小件兵器、工具、马具、装饰品为主，后期出现了铜盘、铜武士俑等大型铜器。

　　奴拉赛铜矿位于尼勒克县城以南3000米的天山山谷之中，是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铜矿采掘冶炼遗址。发现井口多处，尚存原木支撑井壁，龟背形铜锭含铜量高达60％左右。

　　尼勒克奴拉塞矿冶遗，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随着铜冶铸造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冶铜已独立成为专业的生产部门。

　　经科学检测，新疆地区最早出现的是红铜，青铜出现稍晚。此外，还有在西亚和欧洲流行的砷矿。当时流行的铜盘、铜斧、铜镜等不少器形，又与邻近地区的发现存在许多共性，是史前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具体表现。

　　威武的塞人武士

　　在众多的青铜文物中，不得不提的首先是一件红铜铸成的武士像。这件令人瞩目的铜像1983年出土于伊犁新源县巩乃斯河畔，空心，高40厘米。

　　红铜塑造的是一位古代武士，高鼻深目，头微微抬起，目光炯炯有神，聚精会神而又无比坚定地望向远处。头戴尖顶大檐帽，帽顶上有一个奇特的弯钩，形状很是特别。或许，这位武士正在校场上听长官的“训话”。又或许，此时半蹲半跪的他正在展示着久远的军姿。

　　武士上身赤裸，肌肉发达，线条流畅优美。在崇尚勇武的古代中亚草原上，或许雄健的肌肉更能展现一个武士所具备一切勇武的可能。紧闭的双唇和双手紧紧握着可能是武器的东西都表明，只要一声令下，武士具备能力迎接任何意外。

　　经过专家反复论证，这件精美的红铜武士像被认定为古代塞人的遗物。

　　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以前，即中原地区的战国时期，在美丽富饶的伊犁河谷地，游牧着一支部落，史称“塞人”，他们的首领称为“塞王”。后来游牧在敦煌、祁连山一带的大月氏迁到了古新疆，打败了塞人，占领了塞人的游牧地。万般无奈的塞王带领着残余部落民众只好向南迁徙，最终消失在中亚细亚的崇山峻岭之中，留给后人谜一样的历史。

　　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他们的踪迹。但寻找已经消失了的塞人谈何容易。这件红铜武士像，让那个在当时来说有着很高物质文明的塞人部落又一次真切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研究古代塞人的一个切入点。

　　匈奴大铜锅

　　铜鍑就是一个大口的铜锅。“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是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诗。诗歌讲述的是诗人面对骨肉相残难以抑制的悲伤。诗中的“釜”就是锅，古人把大口的釜称为鍑。

　　在乌鲁木齐南山林场发掘出土距今约2000～2500年的铜鍑堪称古代新疆铜鍑中的精品。青铜铸造，双耳高足。

　　它保存完整，造型优美，做工考究。深深的腹体下连着一个喇叭形的底座，外壁上铸有装饰性的图案。两耳有古人挪动携带时的提手，双耳上被铸成蘑菇状。纹饰和“蘑菇”让看似笨重的青铜器物增添了几许灵动雅致。一种悠远的朴拙油然而生。

　　那么古拙的它到底是谁的杰作呢？

　　据推定，这件铜器是汉代匈奴人在新疆的遗物。匈奴是曾经活动于中国北方和西北地区的主要游牧民族，秦汉时期匈奴人吸收了大量先进的汉文化。此时的匈奴人已经具有相当高的物质文化水平，从这件铜器上我们不难得到明证。

　　公元2世纪，随着一部匈奴人的西迁，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也曾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波兰等地，曾经发现过的和新疆境内相同样式的铜鍑就很能说明匈奴文化深远的影响。

　　铜器中的“草原”

　　在吐鲁番艾丁湖曾发现过一批两汉时期的古墓，在古墓中出土过一件虎噬羊图案的铜牌。铜牌用“透雕”手法铸造而成。一只老虎，尾巴下垂着，挺立的身躯矫健有力，嘴里叼着一只羊。

　　这种图案化的铜牌可能是种装饰品，古人可能将它挂在腰间，作为一种地位和尊贵的象征；也可能是一种信仰，希望游走在辽远的草原上时，随时得到神灵保佑。

　　凶猛的老虎在古代新疆草原民族中，既是几乎无法抗衡的猛兽，同时也成了游牧部落崇尚的偶像，因为人们无不希望自己像老虎一样勇猛无敌。

　　1983年，在察布查尔县乌孙山出土了一件大型人面兽足铜方盘，被考古学家认定为战国时期活动在伊犁河谷一支游牧部落的遗物。

　　长、宽均为76厘米的人面兽足铜方盘让人充满想象。方盘的奇特之处首先在盘下四足，四足酷似某种动物的蹄子，稳稳“踏在”在地上。当然更奇特的还不在酷似动物四蹄的“足”上，而是在足部又铸出的人脸。为什么要把人面和兽足两种不统一的形象铸成一体呢？

　　我们似乎很难揣测这个远古部落当时真实的心理，但在当时的中亚草原上或许真的没有什么比人们赖以生存的动物和人本身更重要了。同时，这个奇特的大方盘也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这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曾经也像农耕民族一样的发达和辉煌。

　　这个巨大的盘子无疑是用来盛放食物的，那么在两千多年前金属器物异常缺乏的时代，谁才会拥有这样大型的铜器？无疑，只有部落的首领或者那些贵族才是它的主人。

　　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景象，在凯旋的盛宴上，在祭祀的庆典上，摆在毡帐中间广场上的方盘里面盛满了肉。草原上的人们载歌载舞，尽情表达心中快意或者一份比生命还重要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