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佛教东来中华之后，与本土的儒学、道教交汇融合、相互渗透、彼此杂糅的产物。宝卷在全国多地流传，影响甚广，大致有北方和江南两条传承线路，北方以中原地区的冀豫晋及甘肃河西地区为集中，南方在苏浙一带群众基础很深厚。而宝卷现在美国、日本等国也颇多研究者，其版本流失在海外的有数百种之多。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明珠，是佛学东渡的驿道。河西(酒泉、张掖、武威)宝卷便是释家文化在普及、弘扬过程中，选择凉州、甘州、肃州、瓜州、沙州等这个特殊的地域环境，与儒道文化结合、共生、互补的典范。

　　宝卷据考与唐代变文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变文就是这一时期盛行于寺庙的宗教文学和宗教文化的一种。变文发现于敦煌莫高窟，为唐、五代至宋初的抄本。变文来自印度，是佛经故事的通俗讲唱，是佛经佛法的普及手段。寺院讲唱变文时常配以各种佛乐和佛经故事挂图，僧侣焚香更衣，边讲边唱，以韵抒情、以散叙事，韵散相间、通俗畅晓，深得信众喜爱。由是这种讲唱形式便为民间艺人所传承，从寺院向市井流播。变文的内容也由单纯的佛经故事向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神道传奇、戏剧情节、世俗生活拓展，几乎涉及到世情民风、人生社会的方方面面。著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研究认为，敦煌变文的说唱体式，是后世小说、说唱文学、戏剧、曲艺的源头。

　　宋时的诸宫调、金元时的说唱艺术、杂曲、戏剧无不受到变文的影响。而明清时代盛行与民间的讲唱艺术——宝卷更是变文的直接承继与发展。

　　宝卷又叫宝传。形成于宋元时期，现已发现最早的卷本属元代至正年间的《绣红罗宝卷》。明代到清代是其鼎盛时期，描写市井和家庭生活的经典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中就多处有吴月娘请薛姑子、王姑子到家中宣卷的细节。宝卷的内容多以劝人向善、教化引导、正心修身、因果报应为主，佛家的轮回、儒家的孝道、道家的善缘、民间的扶危济困等占了很重要的篇目和分量。

　　宝卷大部分都是民间一人或集体创作、民间口头流传、民间大众加工、民间传抄传唱保存。宝卷的传承分抄卷和念卷两部分。抄卷就是对卷本的传抄流播。同一个宝卷文本，经过不同的传抄，往往会衍生出语言风格、情节结构不尽相同的多种版本。河西宝卷的卷本有抄本(毛笔、钢笔抄写)、刊本、油印本等。通过各种抄本，正好印证了其长久的生命力，也显现出其面世、存世的不同年代和同一卷本的多个流传渠道和版本演变过程。

　　念卷，又叫唱卷、讲卷、宣卷。是念卷人向听众宣讲宝卷内容的活动，与贤孝、鼓子词、说书等民间艺术有着异曲同工的形式。念卷活动多在城镇、集市、街区、寺庙道观、宗教法会等公共场所举行，有些念卷活动还由相关单位或社团主办，更多的念卷活动则是在百姓家中自发进行，家庭院落、房舍室内，甚至炕头都是宣卷的地方。河西宝卷的念卷人多为居士、阴阳先生、民间艺人或识文断字的爱好者，鲜有僧道和妇女参与念卷。事实上，在河西地区，听卷人包括一些上年纪的妇女大多都会念、会唱。宝卷的结构叫“品”“分”“回”，类似古典小说的章、目、回。吟唱多在品、分、回等故事情节的衔接部分，以七言八句最多，也有其他句式。

　　宝卷作为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社会功用和艺术价值极高。河西(酒泉、张掖、武威)宝卷在清朝到民国红火于当地农村，就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河西宝卷已呈严重濒危态势。存世的宝卷卷本渐趋消亡，尤其是“文革”的破坏，使散落民间的珍贵刻本、古老抄本损毁不再，偶有收藏者，也不肯轻易示人，收集难度非常大。而宝卷的念卷传承更是典型的活态传承，老一辈念卷人大都年事已高，传承乏力，有的已经谢世，人亡技绝。加之今天的年轻人尽管都有文化，但对念卷活动没有兴趣，不愿习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听卷人的减少和萎缩，让宝卷文化的传承普及失去了存活的环境和传播的市场。

　　近年来，酒泉、张掖、武威三市的文化部门和非遗保护机构不断加强河西宝卷的抢救和保护力度，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酒泉宝卷、张掖宝卷、武威宝卷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此外，岷县宝卷已被省政府公布为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岷县也已启动相关保护措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