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西安城虽地处西北内陆，但基于良好的农业发展基础、丰富的物产、稠密的人口和重要的交通区位，城郊市镇不仅数量增加较快，类型多样，而且商品化程度也有很大提高。市镇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使城郊聚落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清时期，西安城郊市镇是西安城镇体系、城乡商贸空间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西安城的商贸功能起到了补充之功，有力地促进了西安城作为西北商贸重镇的城市地位，增强了西安城在大区域商贸竞争中的能力。
西安城郊古镇的数量
早在西周以沣、镐为都时，西安周边已得到重点开发，长期以来这一地区人口稠密，村落历史悠久，农业发达，商贸活跃。这为城郊市镇的形成、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西安城郊镇的设置可溯至唐代，长安城南曾设莎城镇。宋代长安城郊设有6镇，其中长安县设子午镇，万年县设城东、城南、鸣犊、义谷、灞桥镇。早期所设各镇主要承负军事功能，可称“军镇”，尤其沿秦岭北麓峪口所设各镇以军事防御为主旨，商贸功能较弱。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至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镇作为一定区域内商贸交流中心的功能逐渐增强，“军镇”逐渐演变为“市镇”，还出现了较多以商贸为主的新兴市镇。
由于明代西安城郊市镇数量缺乏明确记载，但考虑到市镇传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故以宋元时期设置，至清代初年仍兴旺不衰者视为明代市镇。《中国历史地图集》“宋（政和元年，1111年）永兴军路图”标有城郊灞桥、鸣犊、义谷、子午4镇；“金京兆府路图”标有灞桥、鸣犊、子午3镇。虽然“元时期陕西行省图”（至顺元年，1330年）和“明时期（万历十年，1582年）陕西分图”均未标注西安城郊市镇，但从史志和地名资料可以推知，明代西安城郊当设有灞桥、鸣犊、子午、引驾迴 、杜曲 、狄寨 、三桥7市镇。这也可从清初前往西安的罗马尼亚旅行家尼古拉·斯帕塔鲁·米列斯库所著《中国漫记》约略得以反映，西安“城郊田野一片碧绿，遍地都是蔬菜瓜果，有36个集镇隶属于本市”。由于作者记述粗略，虽无从考订36个集镇名称及其分布地点，但明代西安城郊无疑已有众多集镇分布。
结合雍正《陕西通志》和乾隆《西安府志》的记述，可知清代前期西安城郊共有21座市镇，其数量较明代有所增加。
雍正十三年（1735）《陕西通志》第16卷《关梁一》在记述市镇时，仍强调其军事、交通的重要性，将市镇列入“关梁志”，与桥梁、渡口等合记。依据“县册”等原始调查资料所载的长安县11镇 为：郭杜镇、贾里镇、黄良镇、姜村镇、子午镇、杜角镇、西乾河镇、东乾河镇、三桥镇、斗门镇、马坊镇；咸宁县8镇为 ：灞桥镇、高桥镇、引驾迴镇、杜曲镇、三赵镇、王曲镇、鸣犊镇、新筑镇。同书卷6《咸宁长安疆域图》中还标注了狄寨、魏家寨两镇。
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 “咸宁县图”注记有9镇，分别为韦曲、三兆、杜曲、王曲、引驾迴、鸣犊、魏家寨、草店、新筑；“长安县图”注记有6镇，分别为黄良、子午、鱼化、郭杜、三桥、斗门。
民国修纂的《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总图》标注清代后期城郊市镇共20座，分别为长安县：三桥、郭杜、斗门、黄良、子午、鱼化、蒲阳、北张；咸宁县：灞桥、高桥、三兆、杜曲、新筑、王曲、狄寨、引驾迴、鸣犊、魏家寨、草滩、韦曲。与清前期相比，长安县境镇的变化较大，贾里、西乾河、东乾河、马坊、姜村、杜角6镇或撤销或合并，新增鱼化、蒲阳、北张3镇；咸宁县各镇稳定，新增草滩、韦曲2镇。
各镇在民国时期基本延续下来。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四月绘制《西京胜迹图》标注长安县境市镇共21座：三桥、郭杜、斗门、黄良、子午；灞桥、高桥、三兆、杜曲、新筑、王曲、狄寨、引驾迴、鸣犊、魏家寨、草滩、韦曲、鲍陂、大兆、韦兆、刘村。清末的鱼化、蒲阳、北张3镇撤销，新增鲍陂、大兆、韦兆、刘村4市镇。
上述市镇中，既有位于险关隘口的军事要冲型市镇，如引驾迴镇、子午镇，也有沿交通要道兴起的陆路枢纽型市镇，如灞桥镇、斗门镇，亦有沿水陆联运码头兴起的水陆码头型市镇，如草滩镇。
概括而言，明清西安城郊市镇的兴衰，受战乱影响最大。明末农民起义、清后期太平军、捻军在城郊的战斗等，不仅极大影响到城郊村落、寺宇、农业等的发展，对城郊市镇的毁坏也颇为严重。清代碑刻即载，“前明崇祯年间，流匪作乱，镇集废焉”。清人吴焘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前往四川，五月十八日途经西安，载郊区景况亦云，“镇大半焚毁”。
古镇的空间分布及其原因
分布密度
依据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以“计里画方”法所绘制的咸宁、长安两县分图量算，咸宁县域面积约为1150平方公里，长安县域面积约为650平方公里，两县合计约为1800平方公里。综合《陕西全省舆地图》中咸宁、长安两县图注文字和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可知清代后期西安城郊市镇总数为20座，其中咸宁县12座，长安县8座，则城郊市镇的分布密度约为90平方公里1座市镇，以两县分计，则咸宁县约为100平方公里分布有1座市镇，长安县为80平方公里分布有1座市镇。
从光绪《陕西全省舆地图》及《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所绘两县地图可以看出，咸宁县南部大片区域属于秦岭山区，人口稀少，更无市镇分布，这使得咸宁县市镇分布密度降低。若减去咸宁县所辖深山地区约295平方公里的面积，则其市镇分布密度约为每70平方公里1座市镇。
据学者研究，清代中叶各省集市密度大体在每100平方公里1~2集，平均每集交易面积在60~90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多在40~60平方公里，山区多在100平方公里以上。 西安城郊市镇的分布密度大体维持在全国平均水平。
分布特征及其原因
1.河流、川道、台塬对市镇分布的影响
西安城郊东南高、西北低，城南、东分布众多台塬，包括龙首原、杜陵原、乐游原、鸿固原、凤栖原、神禾原、毕原、细柳原；城北较为低平。原间河流、川道纵横，台塬、川道和河流成为各镇商贸范围的自然界限，市镇在两条河流之间、河流中上游地区分布较多。
依据雍正《陕西通志·咸宁长安疆域图》等可分析14座典型市镇与河流、川道、台塬之间的关系。黄良镇、子午镇、姜村镇位于秦岭北坡各峪口出处，且各围合在三条河流之间，由三条河流与秦岭各自组成三块闭合区域，相对独立，又通过各主要峪口与秦岭山中及其南部地区作为主要交往通道。即潏水以南、沣河以东，与秦岭之间的区域自成体系。高桥镇位于灞河、浐河围合的白鹿原中心。魏家寨镇位于风凉原上，浐河支流与主河道之间的围合区域上。引驾迴、鸣犊、杜曲三镇在少陵原上三足鼎立。引镇位于少陵原东南端，是长安县东部政治、经济、交通中心；狄寨镇位于东郊白鹿原上，浐、灞河环流而下。鸣犊镇属半原半川地区，为浐河川道物资集散中心。王曲镇辖境属半原半川，东部在神禾原上，西部为滈、潏河川道。魏家寨位于浐河上游川道，地处白鹿原与八里原之间，属半原半川地区。 是长安、蓝田两县边界地区物资集散地，岱峪河、汤峪河汇集于此，土地肥沃，水利条件优越。黄良镇处■河中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
距离在封建农业社会是商贸活跃程度的决定因素，尤其对大宗土产、粮食类商品交易更是如此。西安城东南郊、南郊市镇分布较多也与这一地区台原相间的地形条件有很大关系。由于受制于上坡、下坡以及河流纵横的地形地貌，农民往返市镇或运输商货相对困难，因而在一定距离内的适宜地点必须有商货交易空间，这使得市镇之间距离较短。西郊、东北郊较为平坦的河流下游地区，运输和交通往来相对容易，市镇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
2.西安城对城郊市镇分布的影响
村落是市镇存在的基础，而中心城市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市镇的空间分布趋势。在中心城市周边较近的范围内（通常这一距离为乡民们从早至午可以往返的距离），市镇较少。原因在于这一区域内的乡民可以直接到中心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而不必前往较小规模的市镇，在中心城市周边过远的区域内，市镇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不便，商贸活动相对单一，人口也往往较少，这就限制了市镇的大量分布和设置；在距离中心城市适中的地区，市镇商贸活动与中心城市联系紧密，容易成为中心城市商品的集散地，同时这一区域较城市周围或远郊地区分布有更多的村庄。
以区域中心城市西安为圆心，各镇为同心圆上的各点，数字表示市镇距离中心城市的距离，采用如下圈层图示法更易直观看到城郊市镇与西安城的空间关系。
距离西安城10至20里之间市镇分布最多，超过40里之后减少。表明中心城市与城郊市镇之间的距离对市镇分布有明显影响，从中心城市10里之外开始，城镇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和其分布数量成反比关系。即区域中心城市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市镇，多数分布在距离中心城市一定里数的区域内，超过或少于这一里数范围的区域内市镇分布相对较少。
清后期西安城郊20镇平均距中心城市约35里，各镇之间距离多为5里或10里，农民一日步行便可来回。
古镇的三种形态
筑墙为堡
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多呈现高墙环绕、宛如城池的形态，这从雍正《陕西通志》卷6《咸宁长安疆域图》的写实摹绘即可看出。该图标注有咸宁县7镇：新住镇（后改为新筑镇）、狄寨镇、高桥镇、魏家寨镇、引驾迴镇、鸣犊镇、杜曲镇；长安县7镇：三桥镇、斗门镇、郭杜镇、马坊镇、姜村镇、子午镇、黄良镇。两县14座市镇中有13处为城堡形制，可见城堡形态为明清西安城郊市镇的基本形制。这些散布的城郊市镇与西安城共同构筑起兼备军事防御和贸易流通功能的城市体系。
据上述《咸宁长安疆域图》分析可知，各市镇城堡开有数量不等的城门。其中咸宁县鸣犊镇、引驾迴镇、新筑镇、高桥镇、魏家寨镇均开东、西、南、北4门，狄寨镇开南、西2门，杜曲镇开东、西二门；长安县三桥镇、姜村镇、黄良镇、郭杜镇均开东、西2门，子午镇、斗门镇开东、西、南、北4门，马坊镇无城堡，由两处村落组成。市镇所开城门的数量既与市镇规模、交通路线相关，也反映了军事、商贸地位的不同。至同治年间，随着军事防御需要的增强，市镇城堡形制更为完备，而兴筑堡墙的村落也较清代前期为多。
筑墙为堡的聚落、市镇形态在16世纪末西班牙人门多萨所撰《中华大帝国史》中也有记述，“（中国）城市四周有濠堑，使城市变得十分坚固。不仅城市，连镇子都有高而坚实的石墙围绕，高有一噚，其余的墙是用砖，但质地坚实到用锄都很难打碎”。“在中国的城镇，哪怕是乡村小镇，有相当多的人聚集的地方，一定有城墙。……哪怕是二三十户人家的小镇，也有相应的城墙”。这一记述大致也可反映西安城郊村落、市镇的情况。
西安城郊围合式的市镇城堡与传统村落形态有所不同，与江南水乡市镇的格局也有很大差异。江南市镇以水道连接，水门、水栅或水关是市镇的对外联系枢纽，也是市镇边界的明显标志。西安郊区市镇则以高大的堡墙为界，堡墙以内就成为相对独立的社区。市镇不仅在宏观形态上呈现出城池的面貌，在内部格局上也往往与府、县城有相似之处。如新筑镇四条大街中心筑有钟楼， 与西安城、户县县城等有神似之处；草滩镇则有县丞移驻，驻扎军队，建有山西会馆、戏楼等，市镇的城镇化水平渐至提高。
社仓、祠庙、官署、学校以及商铺是市镇的基本组成部分。雍正七年（1729年）建咸宁县社仓19处，城南关1处，四乡新筑镇、三赵镇、杜曲镇各1，其余15村各1。雍正八年（1730年）长安县建社仓19处，城内1处，四乡则子午、斗门、三桥、郭杜四镇各1，其余14座社仓在各村。
以街为市
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多依托规模较大的村落或多个相连的村落而形成，商贸活动以镇区主干街道展开，沿街两侧布设店铺。规模较大的市镇由镇中心向外辐射四条大街，各街形成不同的行业聚集地。规模较小的市镇仅有一到两条商业街市。
引驾廻镇地处咸宁县东南通往陕南镇安县的商道上，明清时颇为繁盛。镇有中、西、南、北四街，各街行店分布亦有规律。山货店、盐店、旅店多在南街；饮食、百货、杂货多在中街；手工业作坊多在西街；扫帚店、车马店则在北街。子午镇位于秦岭北麓子午峪口，嘉庆七年（1802年）长安县丞移驻于此，镇区南北大街长400多米，宽近10米。道光十一年（1831年），地处樊川中部的杜曲镇由当地群众修建了一条长210米的石砌大街。狄寨镇地处狄寨原中心，东西大街长800米。鸣犊镇街区呈南北走向，主街长约4里，为L形。 韦曲街系清末、民国初韦曲镇最繁华的一条老街，呈丁字形，北段长70米。魏家寨街区呈东西不规则长方形。 各镇长街作为交易地点，便于布设较多店铺，商贸活动也可更为集中。
多村相连
明清西安城郊市镇除具有“筑墙为堡”的外部形态和“以街为市”的内部格局，亦具有“村镇合一”的典型特征。明清西安城郊市镇往往由多个毗邻村落组成，兼具村落和城镇的双重景观。既有乡村聚落形态，又有商业街市、店铺等城镇景观。由于各镇区具有一定的城镇化特征，因而依附的村落又可视为这些小城镇的郊区。
明清新筑镇以镇十字为中心，南北街长500米，东西街长200米。周围有北街、仁义巷、文昌街、杨贺堡、西关、北吴、南吴、北里、东里、西里、南园子、仓门、永兴堡、西坡等14个自然村相连泛称新筑镇。街中心原有钟楼，1966年拆毁。新筑镇四周有八堡（即杨贺、永兴、文昌、万安、万顺、唐刘、仓后、杏园）、四围墙（即杏园王、蓝家、乾元寺、兴庆）， 将此镇团团围住。
清代郭杜镇由郭家街和杜家寨组成。北张镇依托北张村，“内分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正中、东、北、南小堡八社”。蒲阳镇则与蒲阳东村、蒲阳中村、蒲阳西村合为一大堡。黄良“镇在村南，上北良村合黄良为一堡，以街心为界，南为黄良村”。子午镇“在（子午）村内，石峡沟、竹枝口、净室沟、王家庄附”。马坊镇由东、西马坊二村组成。高桥镇则有高桥巷、杨家巷、李家巷、答家巷、徐家巷、秦家巷、张李巷“俱附镇内”。鸣犊镇有“孙家砭、焦家台附镇”。
多个村落相连形成的市镇，人口相应较多，消费需求和生产能力都较小村落大；加之宗教、民俗等文化活动更为频繁，对商贾的吸引力也相应增加；多个村落形成的城堡，军事防御功能较强，在战乱年代往往能保全更多的人口。“村镇合一”既是先天的选择，也是发展的动力。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