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乃至在崛起，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大国，乃至于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家，一定是需要有世界的眼光，有国际的视野，一定要在比较研究当中，通过认识别人所走过的道路更多的受到教育和启发。通过对亚洲的发展来思考一下中国的发展更有意义。
第一，工业化发展的策略问题，也就是对冲发展的问题。以往研究政治发展谈论的都是性质论，具体到社会发展问题时，就是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其实很多差异并不完全是由性质带来的，有一些差异是阶段性的，就是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之所以在30年里，在最大的人口范围里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原因归功于中国的方方面面。
成功的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无一例外的采取开放社会权利，集中国家权力的发展策略。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让人民有自由。让人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能够让人民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去奋斗、追求。发挥人民焕发出来巨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个重要发现是亚洲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韩国、日本、泰国、印尼、越南等都有一个基本的策略，向人民开放，扩大社会的自由，给人民权利，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与保障。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于此叠加开放的市场，扩大自由，允许自由流动，自由迁徙，放松监管。因此调动了整个社会的创造业的发展积极性。
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发现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时期在开放中选举，他们发展的策略和作为社会发展机制相似。
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是采取双向民主：一是保障权利，二是开放国家权力（就是竞选），由此形成对冲机制。实际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道路，首先开放一个权力，同时关闭另一个权力而形成对冲。据马克思研究，在工业化时期不仅是生产力的再生产，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是政治制度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的变迁，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了变化，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生产力在生产关系领域，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这四大的连接是这四大变化。在四大变化当中，去实现了个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构。
社会结构的重构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经济路径。当一个社会在工业化大流动的时候，如果开放了经济的管道，社会的管道，同时也开放了政治的管道。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一种是个体化的，就是通过经济的手段，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创造，通过经营活动，生产活动，科研活动去获得利益，改变身份；另一种是政治路径。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也可以集体行动，通过不断的政党活动，选举活动，政治斗争去改变分配规则，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各分配的总开关，解决政治问题同样可以实现自由的目的。
所以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两种激励机制——一个是生产性激励，就是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实现社会，再实现个人的发展。还有一种是通过集体行为，政治行为，通过选举，通过政党，通过政治去实现，这是分配性的机制。也就是改变分配规则，重新洗牌。
亚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功，中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选择了对冲机制，开放了权利通道，而关闭了权力通道，产生社会的生产性极力，避免分配性极力，所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要自觉地意识到中国的体制究竟给中国的工业化会带来什么，究竟会给人民带来什么，应该吸取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第二，亚洲的民主转型问题。条条大路通罗马，大路条条各不同。相似性更在于内部的机制，而差异性往往是具体的说法和做法。欧洲是在中产阶级的推动下发生社会转型的，但是在亚洲，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整合、裂变导致了所谓的民主转型。例如，在韩国推动民主转型是新工人阶级和财阀集团；在台湾，支持社会转型的是南方的草根——中小企业者和市民。
而对于新结构重塑，有三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社会结构由原来比较简单的结构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而且结构各得其所，即结构的稳固；第二个变化，精英集团的整合，国家的权力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个变化，保守意识，保守意识与社会集团的整合和精英集团的整合是有关系的。民主转型，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
总体而言，亚洲的发展经验与人均GDP没有太大关系，而与城市化率有很大关系——因为工业化带来城市化，城市化率就标志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亚洲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的转型比较平稳。所以65%城市化率是国家转型的一个转折点。
最后，发展的策略是可以主观选择的，而转型也是个进程问题。在研究的亚洲国家中，最典型的是菲律宾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有相似之处，都没有经历过革命，原有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改变，菲律宾还是家族制度，印度还是种性制度。其它的亚洲国家，或革命，或战争，或改革，都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可能相对平等的参与。当实行对冲策略的时，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政治的结构基础不一样就导致了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