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最高法院相关负责人在相关会议上透露， 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即将由最高法院、公安部、最高检、民政部四部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对监护权怎么调整、怎么转移、怎么恢复都将做出明确规定，其中强调，对那些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监护的监护人，要剥夺其监护权。（11月26日澎湃新闻网）

一个人明明没有教育孩子的品格和能力，却还是充当着孩子的监护人，由此制造的悲剧，这些年并不鲜见。比如，“南京饿死女童案”、“贵州父亲残忍虐待亲生女儿案”等事件，就暴露出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也反映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方面存在较大缺失。

按照中国人传统伦理，孩子完全是属于父母的，父母甚至对孩子拥有“生杀大权”。尽管现代法律在不断清除这样的封建传统，但是，文化伦理的积习非常严重，很难被彻底清除。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涉及剥夺父母监护权的问题，尽管有这方面的意旨，但内容特别宽泛粗糙，缺乏执行层面的具体规定。

要剥夺“问题家长”的监护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便是四部门将联合发布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也还是停留在“意见”和“指导”的层面，从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缺乏法律的刚劲，离真正现实生活中落地无疑还有太远的距离。从这个意义讲，现在，关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应该将其视为一种最重要的制度文化，来发挥其警示价值，同时催发相关部门更加重视如何管理中国孩子监护人问题，驱动更高层级更有利于落实执行的制度出台。

在西方，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就是一种法律常识。以电影《刮痧》中情节为例，美国医生给中国小孩例行身体检查时，偶然发现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就立刻电话报警。随后，警方不仅通知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出面，甚至决定暂时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父母也将被告上法庭。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美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则很少考虑到中国那种“家长制”因素，而是更多地把视角放在权利上，更加注重与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进行对接，更加注重以自由、平等的理念，构建起未成年人监护制度。

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强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家长必须承担相关的责任。比如，从2007年1月1日起，美国德克萨斯州通过禁烟法令，明确规定，家中有未成年儿童的父母，即使孩子不在家中，也将严禁在自己家中吸烟；美国法律还很明确的规定，家长不得将未成年人独自留在家中，否则的话，将对家长做出严厉惩罚，甚至可能取消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权。如果中国法律也能这样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南京女童饿死家中”这样的极端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

一个走向文明和法治的国家，应该为孩子始终提供慈母般的呵护，为此，也就必须杜绝孩子遭受“问题家长”伤害的现象。尽管让变更监护人的孩子融入社会，对这些孩子进行生活教育，需要更多配套制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财政，但是，这绝对不应成为以制度剥夺“问题家长”监护权的原因。现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即将发布，希望这个制度前进的一小步，能够驱动法律完善的一大步，让对未成年人保护迅速走出陈旧传统，让未成年人监护干预迎来彻底的制度转身，释放出最大的制度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