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渝中区大坪正街71岁的赵大爷独自居住，爱喝酒的他常常酒后拨打110，有时是说没带钥匙，有时是说摔倒了，其实他是不堪寂寞，就想找民警来了好有人说话。据统计，一年来赵大爷拨打了1483次110。赵大爷是寸滩菜农，2011年老伴因无法忍受其爱喝酒的习惯而选择离婚，赵大爷一个人居住，前妻隔三差五都会到赵大爷的家帮助他打扫清洁、清洗衣服等。赵大爷因为由于敬老院有很多限制，不能喝酒，不自由，所以坚持不去敬老院。（8月6日《重庆商报》）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谎报警情属于故意扰乱公共秩序，要受到治安处罚。长期以骚扰方式频繁拨打警方热线，也占用了热线通话资源和警力。这正是部分网友对赵大爷做法提出批评的原因。但也有很多人提出，人总有老的一天，总有这样那样的不便，赵大爷并非故意去骚扰110和社区民警，而是希望找到倾诉对象，因而其做法似乎可以得到某种谅解。

　　政府设立公安机关，配备精力是为了加强治安管理，保障社会秩序。警方的职能当中，并没有陪醉酒老人聊天这一项，尽管出于人道关怀可以让社区民警暂时去扮演对话者的角色，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我国警力配备远低于西方国家，特别在大城市、经济和社区发展较快的新兴城市或城区、城镇，地方政府和警方不得不长期聘用大量保安来弥补警力缺口。应该意识到，警察陪赵大爷说话，这种做法虽然让人倍感暖意，但仍属于警察的非警务负担，与某些地方抽调警力从事非警务行动的安排没有本质区别。此外，大坪正街的社区民警每到晚上就得去执行与赵大爷对话的非警务工作，这实际上很可能开创出一个短时间的社区警力空窗时段，如果这项“规律”被某些“有心之人”利用而引发治安案件，警方必然将陷入失职尴尬。

　　事实上，单靠警方，也不能满足独居老人及其他特殊的弱势人群的倾诉和对话的诉求。我国正在迈向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会出现大量的独居老人。独居老人中有生活困难的诉求，有倾诉和对话的诉求，还有人渴望发挥一技之长，融入群体、团体和社区，这些要求都很合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两方面都还没有为此做好充分准备。

　　各级政府特别是直接接触和面对居民的基层政府或其派出的街道办，还没能在工作理念和方式、方法等方面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型；包括政府部门的许多官员在内，人们对于该由谁来关爱、帮助和慰藉老年居民，下意识会想到110（警察），而不是居民所在的社区。而街道办、社区组织履行这方面的职责还缺乏足够的人力和经费支持。希望重庆市和渝中区有关方面能够从这类尴尬事件中，看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基层组织建设的紧迫性。

　　这起事件中，未见任何社会组织、志愿者的身影。如果重庆当地有专门关爱独居老人的义工团体，也就不会让本来面临严重警力不足的警方来对接这方面的居民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