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拉开了大幕。根据兰州铁路局客流调查预测，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352.4万人,省运管局预测，春运期间全省公路旅客运输量约为2714万人。就全国而言，来自铁道部和发改委的预测数据显示：自1月8日开始至2月16日为期40天的2012年春运，客流量将首破30亿人次，再创历史新高，相当于全国每个人被春运两次。中国的春运被称为世界上最壮观的人类迁徙，国人通过迁徙填补城乡二元体制的巨大沟壑。春运已走过N多年了，也被热议了N多年了，其在规模上逐年增大，而且流动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传统的城乡流动外，省内城市之间和跨省城市之间的流动也在加大。这种短期的巨大迁徙固然和中国人固有的家庭团圆观念有直接的关联，但其最本质的关联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变迁。

　　春运不断增大的规模体现了劳动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民是被完全束缚在土地上的，不具有流动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直到改革开放后，农民才离开赖以生存了千百年的土地涌入城市就业。并由此形成了日渐庞大的民工流，1983年全国外出务工者仅有200万人，1989年增加到了3000万，这个数据快速增长，到201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之巨。外出的这1.5亿中又有1亿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化学历高的他们更愿意离父母距住地更远的城市去谋生。这代农民工不具备农业劳动的技能，但他们会使用QQ和微博，会穿时尚的服饰，撑握城市生产和服务的技能，适应了工业化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完全习惯城市的生活。农村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出生的地方，是爷爷奶奶父母的居住之地，除此之外与他毫无干系。如果没有城乡二元户籍和城市保障的限制，摘掉农民工的标签他们就是城市的新居民。

　　农民工大规模的流动在客观上打破了城乡壁垒，新生代农民工的壮大加剧了农民社会化就业的诉求，中国开始进入了劳动力资源按市场配置的大流通时代。农民进入城市不仅推动了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快速的变迁。30年来中国农民的行为方向，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国经济社会重要的发展走向。春运就是反映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等社会变迁的窗口。

　　春运人流结构和流向的变化体现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在2000年前后春运的人流呈以农村为面以城市为点的流向格局，而近年来城市和城市之间网格式的流向成了新的春运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终极目标就是在城市里拥有住房，能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他们和农民进城先行者的一部分通过努力拥有了在城市的资产，比如房屋，由此而成为城市的新居民，融入了城市，“独行”流动开始向举家流动转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代际的更替，原先农村的居住地也由村向镇、由镇向县、由县向市转移，儿时的玩伴、同学、朋友等传统的关系网络也向镇、县、市上移，即或是在春节这样一个传统的节日里回到老家，大家的碰面机会也不多了。而城市里新的固定居所极有可能成为春节团聚的联络点。同时，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在农村生活的时间越来越短，农村传统节日里像社火这样的参与性广泛的活动，变得少人组织少人参与，像兰州周边苦水的高高跷和皋兰的太平鼓。甚至有些民间绝活处于无人继承即将消失的边缘，农村过年变得跟城市越来越像似，或更索然无味。更多租住在城市的年轻农民工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去过一个去也匆匆来也匆匆的春节，他们更愿意将父母接到城市里过年，笔者身边的很多亲戚朋友就是如此。这就导致了春运的方向由原先节前农民工回乡、节后返城单一的流动，变为更复杂的流向。有可能是农村和小城镇的父母节前进城，也有可能是省内城市和跨省城市兄弟姐妹互相间的往来相聚。春运人流方向随机性越来越大，春运没有变只是人流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由此可以预测，在未来，铁路、公路干线春运的压力会不断增大。

　　在春运前，广东和河南两个省委书记都提出将适时取消“农民工”称谓，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这反映出了今天农民工强烈的身份认同急于融入城市的诉求，在城市化的下半叶，农村人口融入城市的步代将会大大加快，城市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征将会越来越明显。虽然国家运输能力、效率和技术都在不断提高，然而春运的问题却不会因此而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特别像甘肃这样的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更多的农民将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城市化和老龄化加剧传统家庭的解体，劳动力资源也越来越向由市场配置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通过每年春运的变化，更加清晰地看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