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酒泉农村的人给孩子取名是相当重视的。一般婴儿出生，必要做三件事：一是用红布包孩子。待小儿哭出第一声，家中老人则到祖宗牌位前祷告，意即禀报平安。二是要用铁锅把孩子扣一下，或用红线绳在孩子脖子上拴一下，以示吉祥。三是拿秤称孩子。一般是用筛子、箩儿或是草筐把孩子装入称出准确斤两。待三天后，也就是给孩子“洗三”时，这才给孩子取小名(即乳名)。

　　取小名一般是由家中老人亲自为孩子选字命名。大体做法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男娃多借用动物名称取名。老习惯认为，大多动物都很威猛、雄壮，生命力强，便借此寓意给孩子取名。常取的名称如小虎、狗娃、二牛等。而女孩则多以花草之类取名，如梅、兰、菊、芳等。二是具有某种纪念意义的取名。如以什么地方名称，或是以老人的寿数(如叫六十娃、七十娃等)取名。也有的以孩子出生时的斤数取名(但只取整数，或几个吉祥数)，如六斤娃、八斤娃等。

　　一般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多为七岁)，才正式给他(她)取大名。取名时那些程序往往都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虔诚地恪守“家谱”规则。其实，人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现代人们大多只有一名，但在古代人们除了姓和名，还有字(表字)和号。

　　《中国姓名学》云：“古人出生即取名，成人后则取字。二者相连，即为‘名字’。”清代学者王应奎曾言：“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意思是说，过去人的名是用来区分彼此的，字则是表示德行的。而“号”却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称或美称。过去的“家谱”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很重。

　　“家谱”也叫“字辈谱”，是由上辈长者按照家族的沿袭情况，慎重编定的供后辈人所取名的记录册，或是封建家族记载本族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本册。一般来讲，“家谱”中的姓是不变的，它所规定的只是“字辈”的用字和其“名”的用字。而往往一个家族“字辈”那个用字好多辈人都一直不变，变化多端的通常是用以取“名”的那个字。

　　过去的老讲究，辈分用字和“名”的用字，一般都是按照“阴阳五行”的内容，并和“生辰八字”相结合，再按“五格剖象”(即天格、地格、人格、外格、总格)中选字的规律选择最为合适的字取名。常用的字大致有这么一些：仁、义、礼、智、信、荣、华、富、贵；安、邦、定、国、忠、孝、全、福、禄、寿、财、贵等。而给女孩取名，则大多是把她的姓氏和乳名相搭配而组成其名。

　　五、早年的民间郎中

　　过去民间缺医少药，人们患病难以医治，便笃信于鬼神或借助迷信方式治病的现象相当普遍。一些江湖骗子及巫医之类也乘机混迹社会，打着行医的幌子，借助人们的迷信心理，使用一些荒诞手法以治病为名骗人钱财，乃至闹出人命的事情都多有发生。

　　到了清代光绪时，酒泉一带乡间亦有好些较有名气的民间郎中，他们治病多以中草药为主，同时充分应用中医的多种传统手法，如针灸、拔火罐、推拿、刮痧、剌血等，同时还采纳民间的一些土验方，配合治疗一般常见病和有些疑难杂症，都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左宗棠的大批军队当时驻扎酒泉。岂料那年秋，骤然而至的白喉症在军中流行，顷刻间疫情殃及到酒泉及周边一带农村。而地方官员却束手无策，致使民众死伤甚惨。后由几名地方郎中拿出祖传秘方，想方设法全力医治，才使疫情有所减退。

　　时过四十多年后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白喉症再次在酒泉一带流行。由于疫情传播过快，蔓延之势甚广，很快便殃及到好几个县的农村。虽则地方政府组织医疗人员尽力施治、预防，但因疫情过于严重，且大多农村又缺医少药，致使此症蔓延达六年之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据《玉门县志》记载，花海乡当时共有2000人口，因白喉症死亡就达500余口。后来还是由省府派了一批得力医生，他们来酒泉后和当地医生及民间郎中全力配合，才使疫情最终遏止。

　　酒泉一带自古以来就盛产中药材，这就为过去的民间郎中为人们治病提供了相当优越的条件。据《重修肃州新志》载，清乾隆时(1737年)本地出产的中药材就有上百种之多。书中还提及到那时民间就有用石油治疥癣、雄黄抹疔疮，用大黄消暑、沙枣面治腹泻等的一些疗法。到了民国后期，酒泉一带的民间郎中已趋相当成熟，而且他们都各具妇科、儿科、内外科之专长，热忱为群众治病，解人们之难。据称那时玉门下西号就有一位姓邓的人称“神医”的民间郎中，他的拿手绝技是为人接骨。无论什么样的骨折，据说只要送到邓郎中那里，他只用绿豆面、沙枣树皮和麻钱子等几样简单药物，经一番推拿摸捏，患者的伤骨便立时见好，且三天后即可下地行走。解放后，乡村郎中们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关怀和重用，才使他们有了施展本领的机会。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