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家住昂仁县的藏族阿妈搭车去日喀则，一路打盹，司机把她从睡梦中摇醒，告诉她日喀则到了。朦胧睁开睡眼，一座酷似布达拉宫的建筑凸显眼帘，老阿妈惊呼：“我去日喀则，不是去拉萨！”引来满车哄笑。同行人告诉她，这里就是日喀则，眼前这座“酷似”布达拉宫的建筑并非布达拉宫，而是修复后的宗山。

　　老阿妈的“错觉”并不突兀，事实上，1968年宗山建筑拆除以前，关于日喀则宗山与布达拉宫这两座外形极其相似的城堡，谁是原创？谁是克隆？一直争议不断。在拉萨与日喀则各自代表的前后藏势力相互博弈的历史背景下，此种争执早已背离了基本史实的考索，而流于民间层面的“意气之争”，并最终以民间故事的形式强化呈现：

　　据说，当年布达拉宫建成后，后藏的人很是羡慕，也想仿照建一个，于是就派工匠去看样子。

　　那个人骑马到了布达拉宫，拿不到图纸，就把造型刻在萝卜上，回来后按照萝卜的样子建设了宗山。没想到样子却变小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西藏气候干燥，从拉萨骑马赶到日喀则，萝卜已经缩水干瘪了。

　　类似“风干萝卜”的故事类型，还发生在后藏的另一座宗堡——江孜宗山身上，大意如上。有意思的是，在日喀则宗山脚下，当地人还向我们诉说了另一个寓意完全相反的“风干萝卜”，从他颇有些愤愤不平的间断叙述中，我们明白了他想表达的意思：布达拉宫是翻版，宗山才是原型！

　　在“拉萨中心论”的叙述语境下，日喀则版的“风干萝卜”自然无法流行，并最终缩变为一隅的传说。然而，细心检索史料，我们尴尬地发现，当地人看似几分自负的固执，却不经意间指向历史的真实——布达拉宫极有可能是日喀则宗山的翻版！今天我们看到的布达拉宫，早已不是吐蕃王朝时期的旧貌，而是五世****喇嘛时期两次“修复”而成；宗山（严谨的称呼应该是桑珠孜宗，也即后来的日喀则宗）则修建于1358年，年代比布达拉宫早了约三个世纪，五世****喇嘛在决定“修复”布达拉宫以前，曾在宗山居住过，拆除前的宗堡还留有他的两间寝室，1642年，固始汗将五世****喇嘛迎请至日喀则，把刚夺取的政权交付予他，建立了原西藏地方政府。

　　考虑到日喀则宗山在历史上也经历过类似的“修复”（1922年开始，为期3年），我们尚不能断言究竟谁是翻版。因为1922年以前宗山的模样尚无照片印证，已发现的证据只有17世纪初某位传教士“建筑风格与葡萄牙城堡极为相似”的模糊记载，外加19世纪末印度人达斯留下的一副手绘图。　　

　　争执继续，记忆的载体却无影无踪。1968年，宗堡在文革的狂热气氛中被拆除，荒凉的宗山成了日喀则孩童嬉戏和故人凭吊的场所，直至2005年，由上海市政府投资援建、同济大学设计的日喀则宗山博物馆开工，标志这座有着600年历史的古堡重现新生。如今，宗堡的外观已经“修旧如旧”，俨然成为日喀则城区一处新兴的地标，而宗堡内部又是另一番新天地，我们造访的那个上午，来自上海的施工团队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布展与光电设备调试，外部与内部的极度反差让记者一时难以适应，“我们完全以上海世博会的建馆标准进行布展”，一位年轻的施工人员微笑地向我们解释，打消了我们的疑惑。重现外观的同时，宗山正在进行着对历史内涵的超越。

　　“一次设计，分期建设”，按照这样的思路，上海市分两期累计投入建设资金8500万元，成为15年来单体援藏项目投资最大的工程。提起修建宗山博物馆的初衷，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上海第五批援藏干部总领队、日喀则地委副书记赵卫星坦言，首先是日喀则当地老百姓对宗山的感情很深，修复的呼声一直很高，所以上海援藏干部将宗山修复向上海方面汇报，市领导非常重视，在资金与技术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修复的定位问题上，赵卫星考虑既能照顾当地民意，又能将其打造为旅游文化的品牌产品，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实惠。经过多次研讨会与评审会，决定将修复后的宗山定位为“后藏地区以历史博览为主，兼有民间艺术创作、观光和接待的多功能文化场所”。

　　作为一项援藏项目，赵书记考虑最多的是博物馆移交当地后，如何更好发挥功用的问题。为此，他本着“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原则，主动联系与上海博物馆结对子，针对本地职工文物知识基础薄弱的现状，举办文博培训班，并考虑与扎什伦布寺联动，逐步进行市场化运作。赵卫星表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将宗山博物馆打造为一个造血项目，争取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历史建筑的“修复”通常被看作亚洲民族特有的“癖好”，并饱受非议，近年来层出不穷的“假古董”确实让人有些不伦不类的感觉。然而，非议并未禁锢设计师的思维，在宗山这样兼具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的地标性建筑，仅仅是整理废墟性的保存，还是修旧添新式的延续？作为宗山修复的设计者，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常青教授选择了后者，使我们惊喜地看到了另一种意义迥然的“修复”，看到了在修补记忆断裂之外超越历史的可能。天佑宗山，我们期待它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