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学家阎崇年在刚刚度过80周岁生日后，拿出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他说，之所以写下这部书，是因为明亡清兴的这段历史极富启发性。清朝296年，此前历史上只有西汉、唐朝、明朝开创了200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光宣哀世的基因，研究清朝开国史对于我们认清历史规律有重要价值。”
耄耋之年，阎崇年依然保持着每周一本的阅读速度，而这一本指的是除专业书籍之外的“闲书”.在阅读上，他的口味出奇地杂，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名单公布后，他都会把获奖者的作品找来读一读，2013年获奖者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他觉得不错。阎崇年说：“翻翻流行读物、看看热点问题，可以帮助我了解当今的社会现实。今是古的延续，古是今的由来。不了解历史就难以深刻地认识现在，不了解现在也难以准确把握历史。”
改革应突破利益藩篱
记者：中国人特别重视以史为鉴，历朝历代编修的史书汗牛充栋，但是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却不断重复出现，好像后人很难真正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为什么会这样？
阎崇年：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后人不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一言以蔽之是利益使然。以八旗制度为例，早期八旗制度对于满清集中经济、政治、军事力量，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入关后，在八旗制度束缚下，旗人不可以务农经商，唯有当兵一途。战争时期，需要兵源，当兵还不成问题，但入关后在和平时期，不需要那么多兵，一家只有一二个当兵名额，其余的人生下来就有钱有粮，又不用工作，所以只能喝个茶、斗个蛐蛐。人们常说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如果只是一两个八旗子弟如此，那是家教不好；如果八旗子弟全都游手好闲，那就是制度有问题了。特别是土地问题，清朝入关后圈地分给八旗，但后世子孙繁衍，八旗人口愈来愈多，土地却就那么多，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康熙、雍正都想改，但改不动了。一改就牵扯到利益问题。除非把八旗制大改，这个事就大了。
记者：明朝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皇室宗亲越来越多，国家养不起了，给国家赋税造成沉重负担，明朝灭亡，这也是一个原因。
阎崇年：朱元璋在明朝开国后封了二十几个王，都有待遇。但后来粮食不够，一年光养活藩王就需要850万石粮食，而明朝财政只可以支持400万石。有官员向隆庆帝提出来削减藩王供应。但隆庆帝拿到奏疏就很头疼，他也知道必须要改革，但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属、骨肉，他下不了手。于是他批转让各个王府讨论，把球踢出去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各王回奏，都说我们有困难。隆庆就不批了，这事就办不了。其实，削减藩王供应这件事从嘉靖朝就提出来了，从嘉靖拖到隆庆，从隆庆拖到万历，万历干脆不上朝，这个问题就始终没解决。
实质上，革命是流血的改革，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改革是非常困难的。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改到自己头上，就都不干了。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把权和利重新分配好，这个太难了。慈禧也想改革，但实行君主立宪制就必须取消满洲贵族特权，如果慈禧和光绪母子合作，取消满洲特权，改革还有可能推进下去，但母子反目，慈禧在保守派的影响下，最终还是退缩了。统治者总想我这一代拖过去，把问题交给下一代去解决，结果后来根本没机会了。
但是，如果领导人坚强有力，大刀阔斧就这么办了，即使损害一批人的利益，为了整体的利益，也能办成。商鞅变法就是这样。所以，在能改动的时候，还是要千方百计地抓住时机去改。
清朝民族政策总体成功
记者：有一句俗话说：“明修城墙，清修庙”,比较通俗地讲出明清两朝民族政策的不同，从效果上看显然清朝民族政策比明朝要成功，比较好地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基本上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请问，清朝民族政策与以往相比有哪些特点，成功的原因何在？
阎崇年：实事求是地说，从有秦始皇算起到清宣统朝2132年，这期间，对中央王朝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扰的难题。好多王朝民族问题处理不好，结果加速本朝的灭亡。秦朝表面看来是亡于陈胜吴广起义，但深层原因是民族问题没有处理好。蒙恬率30万大军守长城，提防匈奴，公子扶苏也在军中。如果这30万军队在咸阳，轮不到胡亥即位，扶苏可以名正言顺继承皇位，秦朝也不会二世而斩。
我们中国处理民族问题，从秦始皇算起有两千多年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清朝是集大成者。清朝处理民族边疆问题，有四个特点：一是重教尊俗，二是平衡利益，三是多元管辖，四是笼络首领。清朝统治者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习俗，不搞华夷之分，大家都是中华。平衡就是照顾各民族的利益的平衡，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制约。在具体管理方式上，因时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实行多元化管理。比如，在蒙古地区实行蒙古律，如果犯罪了，不像汉人地区那样罚款，而是罚你几头羊几头牛，充分考虑到民族特点。当然，清朝作为封建王朝，也有其民族政策的局限性。
民族政策，对清朝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满蒙联盟。满洲是森林文化、蒙古是草原文化、中原是农耕文化，三种文化各占据约300万平方公里。满蒙联盟不但使清朝免除了后顾之忧，而且满蒙加起来是600万平方公里，还把中原分化出汉军，三打一，最终打败了明朝。清朝问鼎中原取得胜利的关键政策，一是八旗制度，一是满蒙联盟，这两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清朝统治阶层内部比较团结，从未发生大的分裂也是一个原因。
干部学习历史大有益处
记者：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多学习历史。请您结合治学的体会，谈一谈学习历史的意义、方法和途径。
阎崇年：一个人人生不过百年，活动范围很小，接触人也很少，一辈子认识几十个人几百个人了不起了。历史是五千年亿万人智慧的结晶，任何个人的智慧都不会超过历史。所以，增长智慧、激发才智、以古鉴今，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学习历史。比如说我们看《二十四史》，优秀的人，精美的语言，灿烂的思想火花，太精彩了。历史总能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启示。
我最近去了贵州阳明洞，王阳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能有所作为，令人感动，了不起啊。我的一个朋友是位干部，出了点事，但不是他的责任。在被免职后，他感到非常委屈。我说，你多看看历史，不要那么想不开。学习历史令人心大、心善、心强。熟知历史的人遇到风吹浪打的事会想得开一点，不会为小事纠缠。
我觉得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历史知识，不知道为官应具备的修养。看看历史上那些清官、好官是怎么做的，可以给自己树立榜样，有所追求，境界就高了，就不会犯低级错误。
记者：如果让您给历史爱好者特别是领导干部开列书单，您会开哪些书？
阎崇年：经史子集。经部读《大学》，史部读《史记》，子部读《老子》，集部可以按照个人喜好，爱看谁就看谁。我读书有一个方法，叫做“四名读书法”,就是读名人、名着、名篇、名句。这四个名就是人类智慧的花朵，无数的花朵组成人类智慧的花园。对“四名”要反复读，多体会，多践行。
我的老师是白寿彝先生，有一次他问我：“你说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个’天‘是什么意思？”我说不知道，请您指教。白先生说，你慢慢琢磨，我不说。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这句话，我觉得对我们搞文史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我认为，那个“究天人之际”的“天”不是气象的天，不是宗教的天，不是理学的天，而是历史哲学的天，就是天时的“天”.历史学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从历史的角度看，天就是天时，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动善时”,早也不行，晚也不行。不早不晚，很困难。历史研究天时，怎么顺应天时、利用天时、借用天时。我觉得所有成功的人都会借用天时。天时是很公平的，元顺帝是这个天时，朱元璋也是这个天时，朱元璋借着这个天时起来了，推翻了元朝。你说朱元璋早一百年行吗？成吉思汗横跨欧亚，早把他灭了。努尔哈赤早生一百多年赶上明朝盛世的时候也根本成不了事。晚也不行，晚了就是李自成的天下，也没你清朝的天下了。我们个人难以改变天时，但是可以顺应天时、借用天时。
学习历史，搞清楚天和人之间的关系，通古今之变，才可以着书立说。其实，司马迁最后的目的是成一家之言，他核心就是这句话。这名句对我们的启发就是，学历史，第一研究天人关系，第二研究古今关系，第三把自己放进去，不是局外人，进而力争做到“天合、地合、人合、己合”.真正把这句话理解了，学到了，也就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