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周边并不安定，特别是北方匈奴的威胁，让汉王朝一直不敢放松战备。到边塞作战需要长途跋涉，因此军队训练体力是重点，身体素质特别出色的人被晋升是很正常的事。《汉书》中记载有个叫甘延寿的人，就是通过投掷和跳高两项测试被提拔为羽林郎（皇家禁卫军），后来又凭借徒手搏斗测试提升为期门（皇帝侍从）。蹴鞠能培养士兵的奔跑、摔跤能力，又讲究规则，培养士兵遵守纪律，还能选拔人才，即刘向在《别录》中所说“练武士知有材也”,所以，蹴鞠在汉代军事练兵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
不仅是正规军，在后备军中蹴鞠也是必备技艺。汉代的普通男子到了服兵役的年龄，都要接受两年的军事训练，学习“射御骑驰战阵”,回家以后随时等待应征入伍。等待期间，骑马射箭等功课是没条件复习的，踢球就成了保持体力和技能的最佳方式。当时，准备应征的男青年不事生产，而“康庄驰逐，穷巷蹋鞠”,汝南郡人（今上蔡）桓宽目睹此景，担心国家经济受损，忧心忡忡地写下了着名的《盐铁论》。
不过，汉朝人的尚武精神深入骨髓，球是一定要踢到底的。直至汉末三国鼎立时期，《太平御览》中仍记载，在会稽郡“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这当然不会是会稽郡才有的情况。所以，在汉朝，如果你球踢得好，绝对不用像高俅一样憋到碰见宋徽宗那天才出人头地。
当然，汉朝踢球的好，跟今天的好标准是不一样的，汉代的蹴鞠比赛对抗激烈，场面野蛮，当真杀气阵阵，“盖象戎兵”.如果让当时的着名球星霍去病将军评价梅西和伊涅斯塔哪个好，霍先生势必把头摇成拨浪鼓，哪个都看不上，加图索、德容这种体力值满格的中场屠夫型选手倒可能勉强入眼。
许昌宫里曾有座大型足球场
因为蹴鞠练兵的重要性，汉代出现了一部专着《蹴鞠》，有二十五篇，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同为军事训练专着的《手搏》才六篇，《射法》也只有十一篇。唐代人张守节在给史记正义作注时说，《蹴鞠》中有《域说篇》，说明单是讲足球场地就用了一篇。
可惜，这部书在南北朝时已经失传，后世学者推测张守节见的应是孤本。今天留存下来的汉代足球文字，只有东汉李尤的《鞠城铭》、何晏的《景福殿赋》和卞兰的《许昌宫赋》。
李尤是东汉早期人，曾被举荐到京城洛阳做官，他的《鞠城铭》，是写给一个刚建成的足球场的。铭文总共十二句话：“员鞠方墙，放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立长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是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有场景描写，有规则描述，还品头论足，这段文字虽短，却很耐琢磨。这座鞠城究竟在不在洛阳不得而知，但洛阳城里确实是有足球场的，《三国志·魏明帝纪》中，有公元233年“洛阳宫鞠室灾”的失火记录。
到了东汉末年，曹操的干儿子、南阳知名写手何晏在许昌皇宫内新落成的景福殿参观后，写下了《景福殿赋》，无意间留下了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描述有明确地址的足球场的文字：“（景福殿）其西则有左磩右平，讲肄之场。二六对陈，殿翼相当。僻脱承便，盖象戎兵。察解言归，譬诸政刑。将以行令，岂唯娱情。”
这座足球场，时人卞兰也印象深刻。卞兰的姑姑是曹操的老婆，作为皇亲国戚，卞兰也常有机会跟随皇帝在这座球场里坐一坐。他有感于场上球员们的矫健身姿，留下了“设御座于鞠城，观奇材之曜晖，二六对而讲功，体便捷而若飞”的句子。
今年5月下旬的一个艳阳天，我从许昌市出发探访东郊的张潘汉魏故城--何晏和卞兰留下文字的地方。没指望能找到有关蹴鞠的蛛丝马迹，因为许昌市博物馆退休馆长甄庆丰告诉我，地面上如今能看到的只有皇城西南角的毓秀台，是当时皇帝祭天的地方，现在是个道观。烈日下，古城原址上果真只有麦浪起伏，走动的人都很少，孤零零的故城遗址牌坊和二三十米高的毓秀台遥相对望。
特意到甄庄村一带走了走，这是当年皇宫所在的位置，只是世事变迁太快，别说足球，就是十年前的老村址也已被放弃，居民都搬到了公路边。老村的院落里长满了草，放羊的村妇问我是干吗的，我吞吞吐吐，没好意思说出蹴鞠俩字--足球对这里而言，已是太遥远的话题。
每队十二人，一半都是守门员
何晏等人的描述，是后世研究汉代竞技足球场地、规则的主要资料。汉代的球场到底什么样呢？
首先肯定是大，不然不会称为鞠城。西晋陆机曾在诗文中说，东汉开国重臣马援的儿子马防家中建的鞠城“弥于街路”,也就是跟街道一样长。
其次，鞠城是方形的，周围有围墙，鞠城中有十分华丽、势如鸟翼的附属建筑--鞠室，即“员鞠方墙”、“殿翼相当”.此外，如何晏所述，鞠城中有一个“左磩右平”的检阅台，这个高台是供皇帝和大臣欣赏比赛的地方，左边有九级台阶供群臣步行，右边则是平的斜坡，供皇帝的辇车上下。
李尤的“法月衡对，二六相当”这句，曾给研究者带来颇多迷惑，法月是效法一年十二个月，上下两句都隐含十二之意，但究竟哪句是讲球场建筑，哪句是讲上场比赛人数闹不清，唐代人的注释就有了分歧。当代学者参考何晏和卞兰的说法分析，上句应指鞠室，也就是球门，一边六个，横向相对；下句是说比赛人数，一边六个，共有十二个人。
汉朝一支球队的人数就是六人吗？唐代寓居在今开封、郑州一带的知名学者李善给何晏的文章做过注释，他认为，“二六盖鞠室之数，而室有一人也”,也就是除了场上的六人，每个鞠室前也都安排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除了守门，我们想不出这个人还能干点儿别的。况且，继承汉代蹴鞠方法的唐代马球确实是有守门员的。
这样，汉朝每队的球员就是十二人，一半都是守门员。有人会觉得，设置六个球门太多了，但汉朝人讲究效法自然，其场地和人数是和天圆地方及二十四节气对应的，改了反而不伦不类。
汉代鞠室应该不大，东汉人写的《前汉纪》中记录吕后残害戚夫人的事，砍去手足，“使居鞠室中”,说明鞠室应该是很狭小的。体育史学者唐豪曾绘有一幅汉代足球场示意图，场地两端的球门非常小，贴地而立，比守门员要矮得多。
汉朝比赛已有裁判和副裁判，也有完备的规则。裁判要公正执法，不能吹黑哨，“不以亲疏，不有阿私”,让双方心服口服。当时比赛的具体规则现在已经无从可知，但以进球为目的、对抗激烈却是肯定的，何晏已经明说了，“僻脱承便，盖象戎兵”,双方都在找对方漏洞，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古代足球研究者、江苏师范大学的赵明奇教授考证资料认为，当时两名敌对球员相遇，在身体接触时可以相僻来摆脱。“僻”是汉代摔跤的方法，把对方摔倒后就有了进攻的机会，当然，下手轻重也要看裁判的脸色。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