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外来人口迅猛增长，使石家庄出现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历史高峰。石家庄的村落建筑已与铁路枢纽区连成了一片，新建成区域“东西狭而南北长”,总体面积大约为1.5平方公里。位于铁路道岔东侧的一些煤店与电报局等建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石家庄自然村的管辖地界。大批新的职业经纪人和各类服务行业的投资人和经营者纷至沓来， 使石家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随着商业与服务业的不断涌现，石家庄从整体上开启了向城镇转变的历程，呈现出“蔚然巨镇，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

人口出现了第一次跳跃性增长

　　民国初年，石家庄迎来了人口的第一次跳跃性增长。

　　随着京汉、正太两条铁路的通车，在铁轨上奔跑的蒸汽机打破了农业社会石家庄一直保持的人口自然增长状态，外来人口迅猛增长，拉开了石家庄人口迁移增长的序幕。大批外来铁路工人成为石家庄第一批产业工人，除营运在铁路线上的职工外，仅石家庄车站的职工和正太路修理客货车辆总机厂的职工，就远远超过了石家庄村原有土着居民。

　　随着交通枢纽职能的逐渐发挥，中转货物的搬运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新型的运输业，各类中转货物的批发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大批新的职业经纪人。此外，还有客栈等服务业亦开始涌向石家庄。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使石家庄出现了人口增长的第一个历史高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清末民初的石家庄并非是城镇行政建制，没能直接留下人口增长的相关统计资料，尚不能对第一次人口的跳跃性增长给予十分确切的数字说明。但是，大量的相关记载足以说明问题，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着的《中国省别全志》记载，石家庄“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人口也日益增多，虽然难以知道其确切数目，估计有大约一千户人家，六千左右口人。”这个数量与民国期刊《中外经济周刊》发表的《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一文的记述，基本吻合。该文说民国六年，石家庄有一千户，人口约六千内外。另据1917年日本东亚实进社在东京出版的日文版《支那开市场全志》记载，民国初年的石家庄已拥有大约二千户人家，人口超过一万。与兴修铁路之前相比，石家庄人口几乎净增20倍。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代获鹿人口统计档案《编查男女大小户口数目清册稿》记载，石家庄村仅有93户，男女老幼共计532人。

空间拓展已经超越了自然村的界限

　　据众多口述史资料描述，在铁路兴修之前，石家庄村落的原位置相当于现今的新华东路以北，西横街以东，新开街以南，北大街以西的范围。当初石家庄的村落属中下等规模，有寺后街、前街、后街、西横街、殷家湾、于家角等六条街道组成，村落建成区面积约为0.5平方公里。京广线和正太线两条铁路的交汇点处于石家庄村、栗村、休门村之间，而建成的铁路枢纽区域更靠近石家庄村一侧，铁路枢纽的整体布局对石家庄村建成区的影响最大，因此，石家庄村被视为新兴城市的原点和新生城市的母体胚基。

　　民国初年，石家庄的拓展新区主要位于村东南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被铁路枢纽拉动而产生的服务性配套建设项目。铁路枢纽区形成了石家庄空间发展的核心原点，铁路枢纽区域的建设对石家庄的城市化具有直接的启动意义，犹如在石家庄未来城市的“白纸”上勾画出的第一笔油彩。这个由众多建筑、设备、路轨、辅助设施等组成的石家庄铁路枢纽区域，呈南北向长条形状，此区域的北部较南部略宽。“洋城”围墙西侧，遂成为铁路职工的生活区，铁路的工人和职员大都集中住在围墙外七号门与八号门附近，因此，在正太路总机车厂附近修起了许多新住宅，大厂子巷和小厂子巷就是此时形成的。

　　除此之外，新建成区主要集中在长条形的铁路枢纽区两侧。民国初年，在正太铁路客运站东西两侧出现了大片建筑群，主要是旅店、饭店、杂货店等商业服务场所，还有邮政局、商会等部门。特别是在客运站出口的大石桥西侧，逐步形成了一条商业街的雏形，即后来的大桥街。在铁路道岔东西两侧建起了一个个的小型转运货场，东侧开始出现个别的煤店，以及电报局等少量建筑。从总体情况看，铁路西侧的新建筑多于铁路东侧。据当时天津《大公报》记者报道，民初的石家庄，“桥东铁道之外，几无居人，间有草创者，亦不过寥寥数椽土屋而已”.

　　民国初年，石家庄的村落建筑已与铁路枢纽区连成了一片。新建成区域沿铁路枢纽南北向主轴发展，“东西狭而南北长”,新建城区“面积约一方里有奇”.加上与枢纽区已经连接上的原石家庄村聚落区，空间拓展的总体面积大约为1.5平方公里。新建成区域所占土地范围大多属原石家庄村所辖，但是，位于铁路道岔东侧的一些煤店与电报局等建筑，已经超越了石家庄自然村的管辖地界。

煤炭棉花集散地吸引了商贾云集

　　由于拥有了交通枢纽的优势地位，石家庄最早形成的先导产业是新型的交通转运产业群。新产业中的各类中转货物的批发业务，促使石家庄出现了大批新的职业经纪人，各类服务行业的投资人和经营者也纷至沓来， 使石家庄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显着变化。

　　民国初年，煤炭成为石家庄最大宗的转运集散地。依据正太铁路的货物运输统计，“以产煤为大宗，货物进款，煤运占百分之59.6”.石家庄每年可销硬煤二十万吨，可销烟煤十万吨。另一种经石家庄转运的大宗货物就是棉花。从当地与原产地的棉花贸易关系来看，大多产区的棉花是直接集中运往石家庄，然后再由石家庄运往天津。石家庄当地的棉花产量每年仅有一万担，而每年集中到石家庄的棉花总量大约为四十一万四千担。因此，从天津、青岛、汉口等地有大量经销商来石家庄采购棉花。当时，三井洋行、太古洋行都在这里设立

　　了办事处，销售棉纱、棉布、机器等，同时还采购棉花。作为商贸集散中心，批发转运业在石家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批发商大都兼营运输业。民国初年，以公盛栈、大成栈、益盛栈、聚成玉、万义泰等为首的商号，实际已有30余家。

　　民国以后，北洋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近代工商企业发展的措施，设厂专利垄断被废除，民间投资环境出现巨变。加上此起彼伏的抵制外货运动，提倡国货，掀起了振兴民族工业的高潮，大大激发了广大商人在石家庄投资建厂的热情。民国初年，振华洋火公司、荣裕玻璃厂、英美烟草公司等企业已经落户石家庄。商业和服务业也迅速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而为石家庄城市经济发展作了前期铺垫，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兴起。

　　长期以来，获鹿、井陉等直隶西部以及南部地区的土特产，都是先由陆路集中到正定或者保定府。铁路开通以后，特别是石家庄商贸集散中心逐步形成后，这些货物都集中运到了石家庄，然后再直接运往天津，从而取代了正定和保定以往传统市场的地位。民国以前，石家庄的商业势力范围仅限于周边的获鹿和正定府；民国以后，获鹿、正定、保定等地十几个行业很有实力的商人先后迁移到石家庄定居发展，由此石家庄开始以商业繁盛而着称了。

石家庄已具新兴小城镇的雏形

　　民国前后，石家庄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农业劳动生产者不得不向新的领域转移，“村人多半无业，皆依卸运糊口”.在邮传部指导下，成立了“石家庄车站脚行”,车站的装卸货物的活计基本就交由该村无地农民承担了，本村广大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的身份由此发生了改变。

　　随着商业与服务业的不断涌现，石家庄的空间建筑大为改观，从整体上开始了由乡村向城镇的转变，呈现了“蔚然巨镇，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石家庄的新建房屋犹如雨后春笋般地脱颖而出，既有茅茨土阶的简陋住所，也有美轮美奂的高大西洋建筑。清末民初，石家庄当地百姓原有房屋，一般都是砖垛与土坯墙结合的建筑。据1917年东亚实进社日文版《石家庄市场概况》记述，1913年7月，一场持续数日的大雨导致不少房屋倒塌，致使很多人居无定所。此后，本地居民再进行改建住宅时，使用的建材一般都改为砖瓦和木材，因此市容市貌随之焕然一新。当时，除了拥有正太铁路管理局修建的一批法式建筑外，石家庄还有诸如振华洋火公司、荣裕玻璃厂、英美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西方建筑。

　　民国初年，石家庄的街道也有较大的扩展。最先繁华起来的是大桥街，后来逐渐发展到南大街，成为早期石家庄的商业中心。大桥街上往来的人流摩肩接踵，街道两侧有各式各样的店铺，估衣摊、成衣铺、钟表店等，最多的是小杂货铺。街道店铺的门前一般都摆满了各种日用杂货、罐头、洋酒，以方便顾客随意选购。设有陈列棚的商铺为数不少，还有售卖西洋家具的商店陈列。与大桥街不同，南大街都是一些较大的商店，门脸陈列摆设更加讲究。当时，石家庄金融业除了有四五家银号外，只有一家交通银行。

　　总之，民国以后，石家庄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正如时人所说，“商贾云集，行栈林立，筑建繁兴，昔日寂寞荒僻之农村，遂一变而为繁盛之市场矣。”

　　一份珍贵档案，一段历史影像，一群鲜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