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想，既然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自己发表意见，就应该毫无保留地把问题讲透彻。想到这里，他立即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台灯下，提笔给季米特洛夫同志写信，言简意赅地提出三点书面意见：

　　首先，毛泽民提出中国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由于中国党过去对于党的组织纪律欠重视，因而造成既非中央委员、又毫无革命实际工作经验、更无任何革命功绩的博古，握着党中央最高领导实权，加上与李德的互相关系，使得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进攻，使中国苏维埃运动遭受失败，红军遭到极大的削弱，党的组织受到极大的摧残，这是血的教训。

　　毛泽民提议：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应具体讨论党的组织纪律问题，根据共产国际章程，在中国党的党章中严格规定党的组织纪律，使以后不再重犯，才能保证中国党正确执行国际路线与中国党的党纲和政纲。

　　其次，毛泽民提出中共七大会议报告人的问题。他认为，由王明作七大组织报告是不妥当的，"因王明同志从未做过中国党的组织工作","也不参加中国党的实际工作","如果他作组织报告，恐如在国际七次大会，联共十七次大会中的演词一样，成为漂亮的外交式的演词，这是不应该的。"毛泽民建议，最好由恩来同志作统战工作报告，由做了几年实际工作的洛甫同志作组织工作报告。

　　最后，毛泽民谈到，中国党过去吃亏最大的就是喜欢提出过早过"左"的口号，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军事冒险主义，都是由过早与过"左"所产生的。过去教训绝不应忘记。

　　实践证明，毛泽民给季米特洛夫提出的三点意见是极为中肯的，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

　　1940年1月22日，毛泽民离开莫斯科。此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连续召开会议，与周恩来、任弼时一道分析中共干部状况，并就有关中共七大的召开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进行磋商。在季米特洛夫当年1月的日记中，连续记录了五次中国委员会会议。

　　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出关于中共代表（周恩来）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主义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书记处还对中共组织干部问题作出重要决议。这无疑是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就中国党和中国革命问题所作出的最重要的决议之一。

　　这年3月，周恩来和任弼时也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行前，季米特洛夫和马努伊尔斯基都明确地讲，王明有一些明显的个人缺点，如总是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做中央的意见，一向喜欢拉帮结派，比较滑头，不够诚实，缺乏工作经验等等。季米特洛夫委托周恩来、任弼时告诉毛泽东，对王明要进行帮助。

　　就在毛泽民离开莫斯科一年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先后写下两份鉴定材料，高度评价毛泽民在莫斯科期间，"提供了一系列有关中共中央实际情况的珍贵资料。协助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研究中共干部问题".

　　1945年4月23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筹备了8年之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延安胜利召开了！

　　当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

　　然而，毛泽民却再也不能目睹这场盛会了，无法聆听兄长在七大上作报告了。1943年9月27日那个漆黑的夜晚，他和陈潭秋、林基路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残忍地杀害，从此长眠于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