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毛泽民完成去上海接受共产国际巨额援助的特殊财政任务后，风尘仆仆地回到延安，准备接受新的工作。当他来到凤凰山看望毛泽东时，才知道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和治病。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北成为领导全国抗战的中心，要做的工作很多，摆在面前的困难就更多了。大敌当前，毛泽民怎么能安心去苏联养病呢？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求："还是把这次机会让给其他同志吧，等抗战胜利了，我再出去也不迟。"
毛泽东表情凝重地说："这是党中央的决定！"
毛泽民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究竟对他讲了些什么？从目前已经发掘的党史资料中，还不曾找到更多的佐证，但毛泽民在兰州、在新疆、在莫斯科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1938年元旦刚过，毛泽民夫妇搭乘苏联运送援助中国抗战物资的军用卡车离开西安。经过6天的长途颠簸，车队终于到达甘肃省会兰州。毛泽民等人在南滩街54号--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住下。兰州"八办"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处长彭加伦热情地为他们接风洗尘。
为了等候往迪化的苏联飞机，毛泽民在兰州住了20多天。此次路过兰州，毛泽民还担负着党中央赋予的重要任务，即向兰州"八办"的同志以及在兰州过往的同志传达和宣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精神。
"十二月会议",是1937年11月29日在莫斯科"逍遥"了6年之久的王明回到延安后，于12月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主题是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会议的第一天，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提出比较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以求速胜，强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
第一次面对以4万红军与国民党将近200万军队的"合作",共同反对强大的民族敌人，如何在全面抗战的路线下正确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作斗争的新课题。王明以代表共产国际自居，他的鼓噪对与会者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两次发言，重申并坚持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和政策。由于毛泽东等人的坚决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最终没有形成会议决议。
在"十二月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还作出一项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织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党的工作。而在12月23日，中共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到达武汉后的第一次联席会议上，即决定将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合并，由王明担任书记。三天后，王明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大有另立中央之企图。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二月会议"时"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从地理位置上讲，兰州地处中国版图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兰州又是中共干部往来苏联的中转站，如何把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原则迅速传达到兰州去，传达人选很关键。
毛泽民一到兰州，首先向中央代表谢觉哉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谢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兰州"八办"的日常工作非常繁忙，每天要接转大量的抗战物资，毛泽民只有利用晚上开展工作。在谢老的主持下，连续几个晚上，毛泽民向"八办"全体同志和我党过往兰州人员，传达和宣讲党中央的主张，并与一些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使得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更加深入人心。
2月1日，一架苏联运输机从兰州起飞经停迪化飞往苏联，谢老依依不舍地送毛泽民夫妇启程。在临行前的那个夜晚，毛泽民与谢老促膝长谈，分析西北的危机，明确党在兰州的工作任务和斗争策略。
然而，当毛泽民乘坐的从兰州经停迪化前往苏联的飞机刚刚降落在迪化机场，他就从中共驻新疆代表邓发手中收到了一份来自延安的紧急电报。电报内容是，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邀请，党中央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局考虑，决定毛泽民暂缓前往苏联，而留在新疆工作，直到一年多以后的1939年5月他才进入苏联。
毛泽民留新疆工作，而此时王明在武汉的表演更加露骨。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王明就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对《新中华报》记者的公开谈话；他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拒绝在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横加批评；他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发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制版……特别让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闻天和毛泽东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既然王明与在延安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毛泽东就决定把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情况的这篇"文章"做得更大一些。
1938年1月，28岁的红军师政委刘亚楼被任命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他的住处搬到了凤凰山毛泽东的窑洞旁。
深夜0∶00,斯大林来电话：
"中国的事件是在您的认可下发生的吗？
（不是！这事会对日本最有利。我们也是这样看这一事件的！）
王明在你们那里做什么事？他是个挑衅者吗？他想发电报让他们枪毙蒋介石。
（我不知道有这种事！）
那我给你送去这份电报！"
……
鉴于任弼时在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不能不就中共领袖的人选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这个意见，在任弼时到任4个月后的1938年7月，终于有了明晰的表达。那时正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临时代表王稼祥回国前夕，季米特洛夫特地召见了他和任弼时，就中共领导核心的团结以及中共领袖人选问题谈了几点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而"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1938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忠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在10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由此在中共领导人中迅速形成了推举毛泽东为党的正式领袖的热烈气氛。莫斯科很快转载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并再度发表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文章，由此表明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人支持毛泽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毛泽东后来曾这样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莫斯科方面对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作出明确表态，是和新任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任弼时到任后所做的一系列舆论工作分不开的。1938年春天，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立即着手工作，进行频繁的拜会、报告、讲演、解释等活动，向共产国际、苏共中央、斯大林及其他兄弟党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继而，他积极帮助先后到达莫斯科的刘亚楼、林彪、毛泽民等红军高级干部，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建立联系，传递书籍、信件和指示。
为了将我党的真实情况迅速地介绍出去，批判王明、康生在莫斯科散布的谬论，肃清其影响，任弼时还派正在中国党校学习的方志纯、马明方、张子意等红军负责干部走出校门，到兄弟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莫斯科的社区去做宣传工作。报告的主题是任弼时亲自交代的：通过真实地介绍中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中国红军的强大，介绍中国党内的路线斗争，介绍中国革命目前的困难，阐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将中国革命不断引向胜利。中国革命有它威武雄壮的场面和丰富多彩的内容，他们每一次报告，都得到兄弟党及苏联群众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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