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开国二祖一过，社会上的经济开始活泼起来。从前以小农经济为本的财政核算体系开始相形见绌。正统年间，开始了从实物赋税向货币赋税的转变。至万历初张居正改革，全面推行一条鞭法，赋税征收全面实施货币化。这种结算方式，应该比实物征收要先进许多。

只是万历的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吏治大坏，特权阶层的逃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国家想用的钱收不上来，寅吃卯粮的现象普遍出现，国家的财政体系就开始动摇。

万历中后期以降，这个一点点腐烂下去的政权，内忧外患也渐次地严重起来。国家用兵的次数骤增，军费的开支也日益膨胀。从万历末年开始，政府开始在正常的税款之外，额外加征辽饷。天启年间更提高关税、监课及杂项的征收。

而且，当初，明朝廷的税赋加派，在内部构成比上也很成问题。政府不管各地区、个体间原有的贫富差别，一律在原有的基础上按百分比增加。这就弄出大麻烦了。有权势的大户人家，无论南北，大抵在政府的各部门建立有自己的人际关系，总可以找到逃脱税收的路子。受打击最大的是北方的一些贫瘠省份的中小户人家。

像江南那样的富庶地区，税赋加重了，原本有鱼有肉的中产阶级，这时节，再省减一点，吃一点粥饭，日子尚能对付。可是，对于经济一向脆弱的陕西、山西等西北省份的百姓就可能是灭顶之灾了。

当年，北方各省份天灾十分严重。无妄的税赋加派，令广大的中小户百姓人家纷纷都活不下去了。西北弄到后来不可收拾的糜烂局面，与当时的税赋加派不合理干系莫大。

可是，要想使“四正六隅十面张网”这项军事计划动起来，杨嗣昌仍然只能建议崇祯走再增加税负的这一条死路子。这就好比一个穷饿到了极点的汉子，在路边的溲水桶搜刮腐败的食物充饥。有好心的健康专家提醒：这种吃法恐怕不行哦，你以后会得严重的胃肠疾病死掉的。那饿汉气得大骂：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谁不晓得吃这种垃圾会死人！可我不吃现在就会饿死。我现在吃了，至少还可以保证我明天还在这个世上。万一运气好，再找一份工，我后天就有钱买新鲜的食物吃。现在谁耐烦听你这类的理论家放闲屁！

崇祯年间，忮刻治国的朱由检曾经面容萧然地在全国加征过四次的赋税。一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申请增加田赋。梁廷栋给这次加税想了个名目，称其为“新饷”。政府合计增收田赋银两一百六十五万两。

第二次在崇祯八年(1635年)，总督卢象升无钱发饷，再请增加征收军饷。朱由检顺水推舟地将此番加征命名为“助饷”。当时，有几分书生戆态的卢象升一再向朱由检建议：“助饷”必须贯彻富豪多助的原则。但这样的事情，朱由检、卢象升都不可能下到基层去落实。奸官滑吏执行的结果自然又刮去了民间的一层地皮！

这一次杨嗣昌建议的是“剿饷”。后来，崇祯十二年(1639年)，杨嗣昌亲临一线督军时，又提出加征“练饷”。这样，全国的税负增收额，即达到了七百余万两银的总量。

如此敲骨吸髓式地搜刮民间财力物力，也可见朱由检、杨嗣昌对于大西北战局破釜沉舟、务求一逞的急切心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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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象升调出中原后，崇祯起先用兵部左侍郎王家桢顶过一阵子的班。王家桢不胜其力，杨嗣昌便不动声色地推出了两广总督熊文灿。杨嗣昌是铁血的主剿派。熊文灿一生为官，妙乎于其心者，唯有一个“抚”字。这抚、战两端的两人，竟然想到平和地坐下来共商国是。无论如何，场面都有一点的滑稽。

不过，这才是杨嗣昌心思缜密的地方。

崇祯早中期，以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中兴之主自诩。下面的臣子想邀结崇祯的欢心，就必须不按常规出牌，这才跟得上崇祯日新月异的思路。

熊文灿的族谱熊文灿在现代人的眼里已经沦为一种笑谈了。不过，当初，熊文灿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却是有过不菲的政绩与声誉。他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的进士，四川泸县云锦镇人。崇祯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熊文灿在福建做过一件令朝廷刮目相看的大事，即运用政治手腕成功地招降了赫然大名的郑成功的老爹海盗郑芝龙。此后，更利用郑芝龙的凶狠，翦灭海上横行多年的李魁奇、刘香等各路海匪。因此，他博得了一个既干练又清明的好官声。崇祯五年(1632年)，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