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溃败后的高迎祥仅带了少数的亲兵,蛰伏在盩厔的黑水峪中,试图躲避官兵的搜索。但是,后来,高迎祥实在饿得不行了,这一小队人便借着月色摸进了山田间,到民居中寻找食物。侦察队刚刚把消息报到,祖宽即迅速地领了亲兵出袭。高迎祥这时饿到全身发软,哪有搏斗的气力。祖宽一个交锋,即将高迎祥震落在了地上。
被俘后的高迎祥,后来被送到了京师,在大明君臣的一片欢呼声中,寸磔而死。
高迎祥的死亡,对于当时农民军的士气是一种相当严重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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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内线作战一片飘红的大好局势下,明朝对清作战形势又有了变数。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委托御弟英郡王阿济格发动了第三次入关军事骚扰行动。号称十万人马的阿济格抢了一批人畜物资后,即原路退回了沈阳。清军的这一次军事行动跟以往任何一次的后果相仿,在明朝的政治上,成为了言官攻击政敌的一种口实。当时,朝堂上管理兵部事宜的是尚书张凤翼,一线的最高指挥员则为宣大总督梁廷栋。
后来,有人把阿济格返回时,在塞上树起的一块写有“各官免送!”字样的柏木暗暗地递在了言官的手中。言官们这才蜂拥而上,状告张凤翼、梁廷栋两人贪污受贿、玩敌纵寇,因此罪不可逭。
张凤翼、梁廷栋都是曾经在崇祯身边工作过的近臣,岂有不知崇祯忮刻寡恩的脾性?两人思前想后,众矢之的的舆论环境下,似乎也没有其他的生路可走,就先后服毒自杀了。
这样,在帝国最吃紧的两个重要岗位:兵部尚书与宣大总督的职位上就同时出现了空缺。
杨嗣昌上任兵部尚书之职,卢象升改调宣大总督,崇祯则经过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犹豫,才最终确定。事实证明,崇祯这一步棋是大错特错了。崇祯把对于边防军事一点都不熟悉的卢象升放到宣大总督的位子,不仅害了卢象升那样一位国家的栋梁之材,也白白浪费了内线战场的大好军事形势。
卢象升调走后,洪承畴、孙传庭顿失了一个有力的奥援,农民军得到一个起死回生的喘息机会。为此,后世的时事评论员,曾经点评崇祯的内线战局:“(象升)既行,贼遂大逞,骎骁乎不可复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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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嗣昌,政治思路相当敏捷的人才杨嗣昌,字文弱,湖南常德碴口坡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杨鹤,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进士,杨嗣昌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身逢乱世,杨鹤、杨嗣昌父子均投笔从戎,颇以知兵识人而闻名于世。
杨嗣昌仕途的光辉期也始于崇祯时期。崇祯元年(1628年),出任河南副使,后升任右佥都御史,曾巡抚永平、山海关诸要隘,以能谈兵而知名于朝野。崇祯七年(1634年),始出任地方大员,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衔,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三边军务。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
杨嗣昌此番上任兵部尚书,给朱由检提出了走出死局的三大执政方针:第一,必先安内然后才能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后才能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后才能荡寇。
公平地说起来,杨嗣昌这人不仅口才好、文笔好,政治的思路也相当的敏捷有效。杨嗣昌之所以要把“安内方可攘外”之国策列在首位,这是因为,大明与大清的军事对峙,从万历末年,经光宗、熹宗至崇祯,历经数十年,耗费了无数的银两,死了不少的人。有见识的战略家大抵已经看清:大明与大清的这一场相持,已经演变成一种持久战了。战争的双方恐怕谁也难以迅速地占尽先机。因此,大明的最高统治者还不如暂且缓和与大清的紧张局势。这样,可以腾出手来专心清理自己的后院,毕竟与强悍能战的大清八旗军相比,农民军的战斗力大逊。
为此,杨嗣昌针对当时剿不胜剿的大西北战场形势,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具体军事方案: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四巡抚,分剿而专防,是为四正;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为六隅;合之则为十面的天罗地网。这其实也是洪承畴、卢象升提出的“分区负责,重点进攻”之军事思想的发扬与光大。
杨嗣昌想打大仗,就需要一大笔令前线将士心生温暖的银两。而朱由检执政八九年,偏偏最为难的就是财政上的有力保障。
明朝财政的毁坏,应该始于万历帝的中后期。明朝立国之初,民间的财富很少。朝廷的财政收入,大抵以米、布等实物的征收为主,遇有军事劳役再以征发辅之。这不过是一个大朝廷开国时的权宜之计而已,算不得有特色的财政预算。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