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阳光透过玻璃顶照进高吉庆“藏家乐”的小院子里，暖意融融。时近中午，高吉庆忙进忙出安顿前来用餐的游客，还不停地向大家介绍当地的景点，说着说着，就忍不住把话题转向村子这些年的变化，语气里是藏不住的自豪和满足。
高吉庆的家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属“三区三州”地区。他家的小院子位于甘南卓尼县博峪村，这里大山秀美，天然林茂盛，村子里广场、绿植、小景观鳞次栉比，人如在画中。前不久，高吉庆把院子铺上了木地板，新换了家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暴增的游客让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以前，高吉庆和村民身靠“宝山”不自知。博峪村村支书王国良告诉记者，博峪村发展道路曾历经“三变”，直到端稳“生态碗”，才真正吃上了“小康饭”。
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迅速激活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致富梦”的驱使下，穷日子过怕了的博峪人将眼光盯向了大山里茂盛的天然森林。
王国良告诉记者，20世纪90年代初，很多博峪人因盗伐木材而发家致富。村民们不顾国家的禁令，铤而走险进入山里伐木，全村都是“光头强”。南来北往的木材商蜂拥而至，村里比镇上先有了银行、火锅店、旅馆。很多村民成了“万元户”，博峪村也变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村”。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村民口袋“鼓”了，山上却越来越“秃”。1997年国家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对伐木的管制空前严格。
习惯了靠“盗伐”挣“快钱”的博峪人一时转不过弯，地不愿种，累活看不上，很多人都坐吃山空，很快便将前两年的积蓄花完了。迫于生计，有的村民开始去外面打工，有的则回到地里，继续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村里的年轻人慢慢流失，老人小孩成了村里的“常住人口”。昔日的“万元村”变回了“贫困村”。
精准扶贫开始后，甘南藏族自治州在全州推行“环境革命”，从“全域无垃圾”入手，推进退耕还林、退草还林、草畜平衡。生态保护让以前因滥伐变得光秃秃的地块又长起了茂盛的树木。目前，博峪村所在的木耳镇复种及新种林地面积达1.8万公顷。“山里环境越来越好了。”王国良说。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在这个基础上，甘南州着力打造旅游功能各异的生态文明小康村，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博峪村就是其中之一。村民们合力清理了村道上的垃圾，在政府帮助下对全村按照景区标准进行了重新打造，气质大变样，村子也变得美起来了。
看着身边优美的风景、便利的交通条件，王国良开始琢磨起了实现稳定脱贫的法子。他和村里的党员们反复合计，最终认为利用优势条件、发展乡村游一定会大有可为。2017年，王国良和一些党员带头，有8户人家投资改造了自家院落，率先搞起了“藏家乐”。
一开始村里很多人不理解，博峪人已经习惯了打工种地，发展旅游，没见过也没想过。但当看到先搞起的几家“藏家乐”生意红红火火，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后，很多人坐不住了，两年的时间里，全村193户有75户开起了“藏家乐”。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为了让游客有地方停车吃饭，村里需要占地兴建停车场。王国良的弟弟住在村子的中心位置，他就反复找弟弟和弟媳商量，最后硬“逼”着弟弟让出了宅基地修建停车场。
如今，博峪村的旅游业日渐红火，博峪村也成了甘南州第一批小康村中的旅游专业村。很多离家多年的村民又回到了村里，他们搞建筑、开酒坊、搞特色养殖、当厨师，忙得不亦乐乎。
高吉庆一家之前一直在外打工，2017年回到村里办起“藏家乐”。如今，他们一家年收入能有10多万元。2019年，全村藏家乐营业收入额突破5600万元。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今年虽有疫情影响，博峪村民没想到的是，来的游客反而更多了。外地人或开着车、或跟着旅行团，来博峪村“品”山水、看风光。
光阴荏苒二十余载，在脱贫攻坚的引领下，博峪人走出了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求发展的怪圈，走出了一条生态文明的小康之路。截至目前，甘南州已建成各类生态文明小康村1303个，惠及40多万农牧民。（完）
这是8月13日拍摄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博峪村一景。新华社记者邢广利摄
(责任编辑：张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