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弁

　　

　　秦汉时期，生活在甘肃一带的民族较多，分布较广。中东部主要由中原王朝控制，是华夏—汉族居住区；河西是月氏人的家园。后来匈奴南下，赶走月氏，由匈奴左右贤王驻牧。汉武帝派兵打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后，又从内地迁入大量汉人。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甘肃的冠婚丧祭等习俗就明显地带有斑驳陆离的多民族色彩，是甘肃厚重历史文化的一个侧面。

　　

　　１冠礼

　　

　　冠礼是古代的成人礼。《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文君三年，王冠。”《正义》引《礼记》说：“年二十行冠礼。”说明战国以来，今甘肃一带的秦国，风俗同于内地，通行冠礼。国君要举行这一成年礼，士以上阶层照例也要实行，秦汉时期流行不辍。

　　

　　古人举行冠礼的意义，在于使人从小就养成容貌体态庄重，气色和悦，与人言辞温顺的好习惯。然后以这样的容貌、气色、言辞来处理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关系，确立礼仪风范。由于冠礼的社会意义重大，所以举行冠礼，首先要通过卜筮选择吉日和宾人（进行加冠者）。通过仪式在大堂前东阶之重要位置加三冠（缁冠、弁冠、爵冠），命字（给予确定的称号），郑重表示他已成人。有意思的是，加冠以后，被加冠的年轻人见母，母拜之，见兄弟，兄弟拜之，表示他已不是小孩，人人都要以礼仪相待。被加冠者还要带着礼品去拜见乡间头面人物，以示他具备了社会交往能力，要承担起社会责任。

　　

　　２婚礼

　　

　　甘肃秦汉时期的婚姻礼俗，华夏—汉族仍盛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前代流传下来的“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风俗。《礼记·昏（婚）义》将婚礼看作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大事，就是说它关系到祭祀宗庙，传宗续代的大事。婚姻和顺，就会受气纯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所以人们对待这件事非常慎重。

　　

　　传统婚礼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几种仪式，都在女方宗庙举行：“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婚）礼也。”婚礼在宗庙进行，这是严肃的表现。《礼记·昏（婚）义》记载的婚礼有两个重要仪式。一是亲迎的当天黄昏，举行成婚大礼，有新郎、新娘“共牢而食，合卺（jǐn）而酳（yìn，饮酒）”的仪式。牢，指专备的牲肉，共牢，就是“不异牲”，同食一个牲体上取下的肉。合卺而酳，指食毕饮酒。卺，是古代一种酒具。它是将一个匏对剖成两个瓢，行礼时男女各执一瓢以饮，叫合卺。这一仪式象征“合体”，即夫妇互相尊重，如同一体。二是婚后第二天早上，行拜见公婆礼。拜见时，新娘端着盛有枣、栗、腶修（经过捶捣加上姜桂制成的干肉）的圆形竹器笲（fán），敬献给公公；用竹器盛着枣、栗敬献给婆婆，同时得到公公的赐酒和婆婆的训勉。“舅姑入室，妇以特豚馈，明妇顺也。”意为在公公、婆婆回到自己室中后，新妇又以烧制好的小猪肉敬献，以表达对公婆的孝顺。结婚三个月后，新妇还要到家庙参拜祖先神主牌位，举行毕这一仪式，她才被正式看做是这一家庭的成员。“六礼”最初只在贵族中实行，后来逐渐演变成普遍的婚姻礼俗。

　　

　　秦汉嫁娶崇尚侈靡。用东汉政论家王符的话来说：富贵嫁娶，车軿（píng）各十（或作“络绎”），骑奴侍童，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意为富贵人家举行嫁娶婚礼，要用一般车和有帷盖的车各十辆，络绎于途。骑马服侍的奴童，围着车子节制导引。在讲究排场上，富户一家想超过一家；贫者自愧不如。致使一餐所费，就能使一户农家破产。可见风气的恶劣。

　　

　　这一时期，富贵人家媵妾成群。同时，烝婚（子娶寡庶母）、报婚（侄娶寡伯母、婶母）、转房婚（弟、兄娶守寡的嫂或弟妇）、招赘婚（男子入赘女家）、中表婚（表兄弟姐妹间或其子女成婚）、逆缘婚（即以姐妹俩为妻或以兄弟俩为夫）、交互婚（两姓各以子女互换成婚）等婚姻形式相当普遍地存在。离婚、寡妇改嫁也较少受到社会舆论指责和歧视。上自皇室高官，下至黎民百姓都有与寡妇结婚。风气所及，甘肃并不例外。

　　

　　聚居于甘肃一带的匈奴、羌等少数民族上层流行一夫多妻。各族也都存在收继婚习俗。《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羌族“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

　　

　　居住在祁连山、湟中一带的月氏胡原是大月氏的一部分，大月氏被匈奴从河西赶走，逃过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后，其老弱遗留部分的情况是：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后汉书·西羌传》）。意思是说，活动于河西的大月氏被匈奴赶走后，一部分不能随行的月氏老弱者逃到走廊南部的祁连山，依险而居，随诸部羌人活动，并与羌族通婚。汉将霍去病赶走匈奴，夺得河西，继续向青海湟中进军，于是躲在祁连山的月氏人投降汉军，与汉人交错而居，他们的衣食习惯和语言，同羌人大致相同。其先前与羌人通婚的习惯当然也不会改变。

　　

　　３丧葬礼

　　

　　秦汉时期的丧葬习俗也以浮华奢侈见称于历史。东汉甘肃镇原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中对此有极为集中、深刻的批评。文章指出，古时埋葬，只用厚厚的草覆盖尸体，埋在野外，不起坟堆，不在坟前植树，服丧的期限也没有约定的日期。后世圣人改用棺椁敛尸，以桐木做棺，用彩色的葛布作固定棺材的绳索，埋葬的深度不及地下水，上面不至泄漏臭气。到后来，根据地方所产，改用楸、梓、槐、柏、杶、樗等木料做棺，胶漆粘接，细致地刷过，钉得很细密，棱角削得很光滑，接缝处铲得很平，看不出有痕迹。坚固牢靠，足以盛尸，这样本来就可以了，但京师地区的贵族、戚属一定要用江南所产的檽梓、豫章（樟）、楩柟等贵重木料做棺椁，连边远地区的士也竞相仿效。檽梓、豫章，产地遥远，又都生于深山穷谷，经历山峰，立千丈之高，百丈之溪，倾倚险阻，崎岖不便，用几天时间才能找到。砍伐连月始告完工。要很多人拖动，用许多牛拉到河边。由江入海，连淮逆河，行数千里，然后运到洛阳。工匠雕治，积累日月，计一棺之成，功将千万夫。做成重将万斤，非大车不能挽。这样的棺椁，东自朝鲜的乐浪郡，西至河西的敦煌郡，“万里之中，相竞用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古时修墓不高，而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塜，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此无益于奉终，无增于孝行，但作烦搅扰，伤害吏民。

　　

　　王符文中主要举了造一副棺椁的奢靡花费，其他方面只是点到而已。这在当时是一个全国性、时代性的问题。若我们联想到甘肃武威雷台汉墓的例子，那一墓中锦绣丝罗、漆木和地面庐舍祠堂等已腐没者不说，仅保存至今的金属制品，就有铜制的马、牛、车、武士、奴婢及灯100余件，放下那高超的设计铸造技术和精美绝伦的观赏价值暂不说，仅从墓葬的奢侈程度来看，不正好印证了王符的批评是切中时弊吗？一个郡太守尚且如此，陇右各郡县、各级官员、富民等，其“浮侈”不也是极其惊人的吗？当时，也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如汉灵帝时（168—189年），敦煌太守赵咨就在临死前遗命，死后要平地埋葬，不起坟堆，葬不卜时，“无设奠，勿留墓侧，无起封树。”（《后汉书·赵咨传》）即实行薄葬，不择葬时，不用祭奠仪式，不立墓碑，不筑坟，不在墓旁植树。同王符说的“古时”葬俗差不多。

　　

　　这一时期甘肃墓葬的形式主要有土坑木椁墓、画像砖墓、空心砖墓、壁画墓及砖室墓。从汉代开始在墓前立华表、墓碑、石人、石兽，并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人殉现象汉比秦少，人俑、畜俑、实物模型、器皿等明器随之增多。埋葬以后，死者亲属还要身着丧服在家守制。就是遵行居丧制度，按与死者的亲疏确定三年至三月不等的居丧期限，越亲守丧时间越长。在守制期间，谢绝应酬，不参加科举考试，不举行婚嫁，现任官员则须离职。

　　

　　秦汉西北的匈奴人，其送死习俗是有棺椁、金银、衣裳之埋葬，而不起坟堆植树。棺椁埋入地下后，在其上、周围驱马践踏，使人辨不清埋葬的痕迹。丧制不论尊卑，见新月结束服丧。人刚死时亲人痛苦，其他人则饮酒，“谓之添泪。杀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谓之烧饭。”匈奴首领死，身边臣妾，殉葬者多至数十百人。

　　

　　羌族历来实行火葬。“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这是说，羌人的习俗，父母死，子女以悲哀泣哭为耻，他们会骑马唱歌呼号。有时还会“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发泄悲情。

　　

　　４祭礼

　　

　　古代祭祀包括祭天地、神灵、祖先等几大类，各类祭祀有不同的等级和规格。对已亡父祖的祭祀本是子孙孝思的延续和表现。《礼记·祭义》说：“君子生则敬养，死则敬享，思终身弗辱也。”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父祖活着的时候恭敬地赡养，死后恭敬地按时祭祀，寻思终身不能使先人受辱。但祭祀先人不能太频繁，也不能太疏落，“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意为祭祀多了就显得烦扰，烦扰形同不敬。祭祖也不宜太少，少则疏落，疏落又显得轻慢，轻慢则让人忘记祖先。因此有德行的人按照天道运行的规则，祭祖实行春禘（春季举行的宗庙大祭）、秋尝（秋季举行的宗庙祭）。

　　

　　祭祀的关键是要诚心。就是说，孝子在举行祭祀以前，要怀着严肃诚敬的心情作准备，备好祭服物品，修缮庙室，做好各项祭前准备工作。祭祀当天，表情温和，行动诚惶诚恐，生怕表达不出自己对先人的爱敬。祭仪开始，仍然容貌温顺，弯着腰，像欲语又止。仪式结束，同祭者都出门了，自己还安静端正地站在卑者的位置，就像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场面似的。总体要求是，恭谨善良不离身，耳目表情不离心，思想意念不离亡故的亲人。念在心，表现在容貌，处处留意省察，乃是孝子的职志。

　　

　　这是周秦以来祭祖的一般要求，秦汉甘肃也不例外。只是在“世信祭祀，以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王充《论衡》）的信仰风俗下，人们普遍地把祭祀不仅看作孝的表现，而且当作祈求福报的门径。这是一个祭祀观念的演变过程。因此秦汉包括甘肃盛行祭祀之风，但其观念比前代更加图利。只是不同等级的人，死后有不同的祭祀规格和形式，这一点与前代没有两样。（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李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