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来自于哪里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200年纪念日。不朽的名字源于不朽的理论和思想，最终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不竭的生命力，根源在于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统一。

　　

　　科学性

　　

　　“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首先在于科学性。然而，由现实挑战带来的困惑甚至质疑是：《共产党宣言》提出“两个必然”后的170年，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经历了更大规模、更有力度的发展。这似乎直接冲击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即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论。对此，如果给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就难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实际上，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作出“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结论之后，当时的欧洲革命失败了，资本主义继续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亲身经历过。从本质上看，这与我们今天的经历并无区别。但是，他们坚信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科学深刻分析而作出的趋势判断是不会改变的。

　　

　　同时，伴随资本主义持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及时作出了革命条件是否成熟以及从理论上补充“两个决不会”的结论，从而使“两个必然”的结论更具时代感和生命力。这就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贡献。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写道：在普遍繁荣情况下……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两个决不会”的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面对“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阐述清楚“两个必然”的当代科学性至关重要。特别是，结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史，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两个必然”的科学性论证，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展现生命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外专家认为这是由利率变动和房地产市场下滑结合而导致的问题。其实，这只是导火线，直接原因依然是总供需失衡、有效需求不足。历史上，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应时而生。然而，1973年至1975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让凯恩斯理论彻底走进历史，成为阶段性批判学说。进入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态是“凯恩斯失灵”后的长期“滞胀”。幸运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时任总统里根采用反凯恩斯政策，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成为官方经济学。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再次促使人们回望历史。

　　

　　应该承认，需求不足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伴生物。在这方面，历史上剖析得最为深刻的还属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化大生产协调发展，先要求宏观经济系统中的微观组织——企业能够自我协调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从而为总供需的平衡奠定基础。假定投资规模的增长以国民收入既定量为前提，那投资量不恰当的增大必然会带来总供给大于总需求。

　　

　　接下来，则要求宏观能进行有效调节。这是因为，虽然微观比例的协调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前提，但宏观比例并不是微观比例的简单加总，宏观协调必须经历一个再调节的过程。宏观的有效调节，不仅依赖调节者雄厚的实力，而且需要微观组织积极配合。这就提出了财产制度的适应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然带来生产和消费的对抗性矛盾，资本追逐利润增殖的过程就是生产无限扩大和购买力相对缩小的过程。

　　

　　那么，又该怎样解释上世纪80年代反凯恩斯的“里根效应”呢？这实际上得益于高新技术的产业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需求国际均衡，故发达国家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区域合作、反贸易壁垒甚至零关税甚为积极。相对于凯恩斯而言，反凯恩斯调节依然是外部均衡而非经济体内部的结构优化，区别仅仅在于外部领域从国内拓展到了国际。然而，风险巨大的国际均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当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是对此进程作出了不利于美国发展的判断，而意欲挑起贸易战。

　　

　　当然，国际金融危机也许在未来一段时期会走向平缓。但即使“找回昔日阳光”，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还是会在游荡。客观而言，金融市场的二重性愈来愈清晰：一方面，扩张需求离不开它；另一方面，经济危机又从这里展开。显然，不在所有制层面上作根本性的制度改造，摆脱经济金融危机的困扰就很难实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接受公有制形态的探索和创新，就意味着未来。一般认为，公有制最大优势是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供给与需求的有效途径，进而消除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效应。

　　

　　创新性

　　

　　经济思想演进的六个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诞生，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把中国带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创新思想至少经历了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商品货币消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的设计。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可以实现生产资料的全社会公有制，劳动产品不再分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可以由社会直接分配，因而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也不表现为价值，商品货币关系将作为不必要的东西而消亡。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是基于这一最初的构思。当然，残酷的战争环境也是原因之一。

　　

　　第二个阶段：过渡时期商品经济。具体表现为，农村采用粮食税，城市恢复商品货币，发展商品经济，繁荣各类贸易。

　　

　　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后，在整个国家离不开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的困惑中，他将理论和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与社会主义制度并存。相对于公有制条件下商品货币消亡论以及允许商品经济存在但必须以过渡期为条件的设想，这是历史性突破。

　　

　　第四个阶段：广泛存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实质上就进入这一阶段。其阶段性特征表现为，对第三个阶段的一系列限制予以突破。例如，在交换对象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进入市场交易；在交换范围上，全民所有制内部展开相互交易；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承认对国民经济起调节作用。权威表述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第五个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承认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到承认商品经济，这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当时的商品经济有限制词或者说戴着帽子，但毕竟是承认了商品经济可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

　　

　　第六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1992年为节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贡献得以正式载入史册。之前，既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践积累，更有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破题、奠基和继往开来的延续，终于完成了由承认商品经济到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跨越。随后的实践探索，使思想进一步解放、改革进一步深化、开放进一步扩大。遵循这一脉络可以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

　　

　　这六个阶段中，思想演变、创新是起因和源头，中国经济的发展成就则是丰硕结果。创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乃至整体思想得以验证、支撑的需要，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持续蕴含生命力的必然要求。

　　

　　实践性

　　

　　为制度和发展创新开辟新路

　　

　　实践不仅具有认识论意义，而且具有世界观意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及其意义，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着眼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研究，实践的意义其实可以进一步拓展，即覆盖马克思主义整体。

　　

　　实践性的首要贡献是使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形态走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不仅解释世界，而且实实在在地改造世界。尽管这一过程经历了曲折，但在调整完善后还是为人类社会制度创新、发展创新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一实践效果直接产生生命力效应，支撑着马克思主义持续丰富和发展。

　　

　　实践性还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体系、学科建设生态中占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这里的实践性，实际上内含一个前提条件，即共产党领导。正是由于共产党领导，才能在整个国家范围内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成为指导、引领一切学科的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分割的。由此，我们得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论断。这不仅符合历史逻辑，也符合理论逻辑。

　　

　　实践性为马克思主义长期发挥指导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提供了舞台、开辟了广阔空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例，按照“两个一百年”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进入现代化强国行列。伴随着这个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将在全球范围内经历增强、扩大的过程。而这归根结底是实践的过程，是在实践中奋斗的过程。对于忠诚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唯有实践、奋斗才是对马克思的最好纪念，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最大贡献。

　　

　　综上所述，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根基，创新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条件，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载体。“三性”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内在结构，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

　　

　　（作者为上海市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