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布斯》日前发布的首份“全球科技百富榜”上，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凭借227亿美元净资产名列全球第七并位居亚洲之首。腾讯创始人马化腾、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和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以各自拥有的资产净值进入“全球科技百富榜”前二十。此外，京东创始人刘强东、蓝思科技创始人周群飞以及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汪滔等悉数在列。

　　可以说，一个国家在“全球科技百富榜”中所占据的富豪数量越多，显示出其高端产业要么占据绝对优势，要么具备相对可观的后续发展潜能。我国有20多人入驻这个榜单，所彰显出的时代性和标志性意义在于，马云等创建与经营的企业代表着国内新经济力量的崛起和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力的提高，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尤其打造制造强国的核心牵引力量和巨大助跑动能。

　　按国际标准工业分类，在22个大类中，我国有7个大类名列第一，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论产值，去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2.08万亿美元，占据全球制造业五分之一的比例；论出口，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第一大出口国。尽管如此，我国制造业依然没能改变大而不强的现实。而要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转变，并最终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身，核心就是要向传统制造业注入更多的科技能量因子，培植和诞生出更多新型科技企业（集团）。

　　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分阶段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必须通过信息化与工业化、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来驱动制造业的转型与升级，其中涉及云计算、物联网、增材制造等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借助于以上技术所实现的柔性化改造，还有制造业骨干企业在产业链各环节的紧密协同。看得出，能否在这一事关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点位取得突破，完全取决于互联网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科技因子的渗透力度与覆盖广度。

　　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的转变尤其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可以说，没有生产性服务业的显著和当量发展，处于产业低端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很容易陷入低位徘徊和原地打圈以及失准偏向的窘境。从世界范围看，制造业从以生产为本转向以“生产+服务”或服务为本已然成为大势，而且全球产业转移正从以加工制造业为主拓展到研发、采购、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领域，同时生产性服务业还是全球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知识密集度最高、高层次人才就业最集中的产业，其中科技的孵化与支撑作用也清晰可见。中国必须紧紧抓住生产性服务业这个抓手，实现制造业的再发动和再拓展。

　　在转型升级的同时，抢占具有国际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制高点同样是锻造制造强国的又一重大战略内涵。在这里，无论是包含工业机器人、3D制造等关键装备和数字化车间、数字化工厂、数字化企业建立与应用的智能化制造，还是包括工业排放物过滤处置和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及绿色供应链建设与打造的绿色制造，都须臾离不开科技能量的释放与支撑。

　　国际经验表明，加大科技因子对产业升级和高端制造建设的促进与拉动作用就必须增大科技投入与研发（R&D）在GDP中的占比，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长期保持在2%以上，其中多数国家保持在2.5%以上。我国在2013年R&D占比首次突破2%，去年达到2.09%，这与“十二五”规划确定的2.2%的目标仍有距离，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保持着不小的差距。美国2012年的R&D投入已达4535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万亿元），而去年我国相关投入约为1.3万亿人民币。由于资本投入不足，近几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始终在18%至20%之间徘徊。

　　制造强国一定是人才强国，因此，增大锻造制造强国的科技给养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外，更重要的是要建设起能够托起制造强国的人才高地，特别是要推动工人转型升级为工程师。我国企业研发支出占收入的平均比重去年仅为1.39%，而全球这一数据10年来的平均值是3.7%；同时，我国大中型企业能开展技术研发活动的仅占30%。如此微不足道的技术投入和低沉的研究氛围已形成了对技术人员创新热情与能力提升的重大约束。按欧美发达国家高级蓝领工人的比例测算，预计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高级蓝领工人的缺口将达3000万至5000 万，特别是在操作层面缺乏众多文化素质高、技术精湛的优秀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因此，除了抓紧培育造就一批优秀企业家和高水平经营管理人才，更应将高层次、急需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作为人才高地打造的重点。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人才激励机制，营造全社会敢于冒险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创新与开放思维，全面塑造人才脱颖而出的基本人文生态与精神风貌，在完善各类人才信息库的基础上，建立优良的制造业人才服务机构，健全人才流动和使用的体制机制。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