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行政审批多的地方，腐败就越多。这提示我们，要让政商关系更加简单，让官员和企业家都免于腐败的困扰，最好的方式是简政放权，推行行政审批改革。

　　5月18日下午，金花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称，金花股份董事长吴一坚应有关部门要求“协助调查”，公司股票于5月19日起停牌。尽管公告中没有道明“协助调查”的缘由，但是从不少媒体的报道来看，则是因为“吴一坚与令计划妻子谷丽萍有明显交集”。

　　吴一坚不是近段时间第一位因涉嫌不当政商关系而被协助调查的企业家。夸张一点说，在每个被调查官员背后都牵扯出不少企业家。为什么会如此？一个比较感性的认识是，企业家通过和官员结盟，可以为其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比如说银行贷款。

　　有学者通过研究证实，发现政治关联关系的政治影响力差异和来源差异影响了民营企业从银行获取资金支持的能力。与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相比，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民营企家业聘请的高级管理人员，其政府官员背景都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得更多数量的贷款、更长的贷款期限以及更为宽松的贷款条件。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目前这些被协助调查的企业家也是大多具有“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等身份，这些身份从哪里来？恐怕和不少官员有关。

　　同时，我们还发现，这些企业家所从事的领域大都是在那些受政府管制比较深的领域。最近，因政商关系而倒下的企业家大都是从事房地产开发、能源业或者金融业：金花股份目前的主营业务是旅游业和生物制药，但吴一坚在西安更被人所关注的是他是西安市钟楼广场世纪金花的老板；几个月前被中纪委协助调查的浙江富豪楼忠福也是从事房地产业；而山西众多问题富豪则多在煤矿和房地产业……

　　众所周知，房地产业和煤矿业都不是严格意义上完全竞争市场经济下的产业：房地产一级市场严格依赖于政府的土地供给，在几年前房地产高歌猛进的时代，在政府那里能拿到土地就意味着获得稳定的收入；在山西，煤矿更是不少富豪赖以发家的产业，而它又是严格受控于行政审批。在此，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有着更多行政审批的行业，更容易让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结盟产生腐败——当某些特定行政主体有权设定市场准入障碍时，他们必然会设租；而准入门槛越高，经济主体越有动力缴纳租金。

　　早在1973年，耶鲁大学露丝·阿克曼教授的研究就表明，以腐败方式获得政府准入的人是对腐败最不具备道德反感的人，而行贿者并非最有效率的经济主体。

　　上世纪90年代，有经济学家建立了一个关于寻租的“理性行为”模型，提出如果政府干预以质量要求或市场准入形式出现，经济主体就有积极性贿赂官员，并进行非法市场交易，把资源配置于非产出性领域。换句话说，凡是行政审批多的地方，腐败就越多。审计数据显示，从去年审计发现的重大违法违规案件线索看，60%以上发生在行政管理权或审批权集中、掌握重要国有资产资源的部门和单位。这提示我们，要让政商关系更加简单，让官员和企业家都免于腐败的困扰，最好的方式是简政放权，推行行政审批改革。只有当企业家的利润是来自市场而不是“市长”时，不当的政商关系才会减少。

　　也正是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李克强总理于今年2月9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简政放权是释放市场潜力的关键之举，也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我们相信，随着行政审批事项的大幅度减少，市场准入越来越宽松，此前被扭曲的政商关系会被逐渐回归正常。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