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4月7日,广东佛山召开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会议公布了《佛山市整治领导干部“为官不为”试行办法》，对“为官不为”进行了界定并出台配套处理制度，以整治作风懒散、纪律涣散、缺乏担当的领导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等行为。这使佛山成为广东首个出台专项制度整治“为官不为”的城市。

    佛山出台的这个“试行办法”当然不能说已尽善尽美，但无疑开了个好头。客观地说，“为官不为”与“为官乱为”都是非常古老的问题，恐怕自公权力存在的那一天起就已存在。但什么样的行为才称得上是“为官不为”？存在“为官不为”问题的官员，又该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受到相应处理？似乎没有一定之规。显然，倘若没有对“为官不为”行为的界定及处理机制，那么对“为官不为”就很可能停留在道德谴责、作风批评的层面。

    “为官不为”是个老问题，为什么现在会显得比较突出？这与惩治腐败保持高压态势，很多官员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有关。目前，反腐斗争正如火如荼，官员“不敢腐”业已成为主流。整治“乱作为”取得明显成效，“不作为”的问题就日益凸显，并且也应及时提上整治日程。此外，在反腐败形势之下，一些官员也萌生出“拿得少了，干得也该少”的心态，工作之时，精神萎靡、松松垮垮、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本该推进的项目暂停了，本该完成的工作搁浅了，本该达到的标准降低了。因此可以说，“为官不为”者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数量上升的态势。

    人们对官员“乱作为”的危害多所知晓，对“不作为”的消极性似乎还不够警惕。实际上，“乱作为”源于对权力的积极滥用，而“不作为”则表现为对权力的消极滥用。有权不可任性，而“不作为”与“乱作为”都是有权者任性的表现。权力是用来为公众做事的，“乱作为”和“不作为”二者在行为表现上似乎相反，但在本质上并无太大不同。论其危害，则“乱作为”为显性，“不作为”为隐性；显性者易引发公众愤怒，隐性者则悄然侵蚀权力的公信力并对民生产生重要消极影响。

    “给了好处乱办事”的官员少了，“吃拿卡要”的官员也少了，这是积极变化，但不是问题的全部。不少企业反映，如今不用“打点”了，但是办事更难了。比如你要办个手续，材料交上去，他说你缺这个，补了以后，他又说你缺那个，不跟你一次说清；或者故意刁难你，找出“领导不在”、“单位开会”等各种理由，就是不给你办。这就是“为官不为”的一种典型表现，几乎让与权力部门打交道的人哭诉无门。

    人们对“为官不为”往往徒唤奈何，不是因为“为官不为”比官员“乱作为”更难整治，而是对“为官不为”缺少正式的制度回应。如果没有一定之规，那么对此种现象就难实施有效整治，即便有所整治也可能流于随意性。

    佛山“试行办法”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规范当地官员行为，也在于为整治“为官不为”破题。当然，现实远比概括丰富，人们不能要求一个“试行办法”就穷尽所有“为官不为”表现，而在事实上，工作中可以容忍的以及不可预见的误差，在实践中与“为官不为”似也不宜混为一谈。至于疏通申诉救济渠道，使民众得以有效监督，自然更是消除“为官不为”的必要举措。（作者是北京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