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京报报道，1983年四川简阳女子邹玉花诞下第二胎男婴，乡计生办主任称，按政策超生要么交罚款要么抱走孩子。之后丈夫被带走结扎，家里地被收走，并交1100元罚款。3天后，当地50多名公务人员从她怀里抢走男婴，退还1000元罚款。经过31年苦苦寻找，因儿子袁鹰一张寻亲传单，父母终于与其重逢。该事件还牵出简阳十余宗旧案。

当地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四川省方面应有地方立法动议，包括政府重建相关档案、搭建寻亲平台等等。

据了解，在当年简阳严控超生的背景下，被抱走的婴儿至少有数十起，目前媒体已寻访到了12个家庭，又因为当时送养资料的遗失，他们找回骨肉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只是简阳，此前媒体曾曝光，河北安新县农民刘老根的超生孩子，也被当时的乡政府强行送人，他苦寻十余年，为此还曾起诉乡政府……从这类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当年的抱走超生儿等执法“病象”下，其受害人群并不是个小数目。

强行将子女带离父母，弄得下落不明、骨肉离散，就算初衷合理，手段也太过激。就影响看，它跟拐卖儿童庶几相似。按刑法规定，采用蒙骗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儿童脱父母监护，本身就是涉嫌“拐骗儿童罪”或“拐卖儿童罪”。只不过，从这起事件看，当年的涉事基层政府或涉嫌集体违法。即便不足以构成犯罪，也是严重的行政违法。正源于此，舆论才会追问：谁该为之担责？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说，从执法违规到送养资料保管不当的“失责链”，都该有人为之负责。但因时隔太久，再考虑到当年的执法语境等，在30余年后要对当年的官员个体一一追责，恐怕很难。在前述的“安新县抱婴案”中，该县检察院就曾对当时的副乡长等人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过，但最终因取证难、超过法定追溯期限等因素不了了之。

可即便如此，当地政府也该有所作为：虑及当时抱走超生儿的多发，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四川省方面应有地方立法动议，包括政府重建相关档案、搭建寻亲平台、将相关信息录入公安部的打拐寻DNA数据库，让那些受害者骨肉团圆，及时消弭当初政府行政违法的遗痛。这已是底线要求。

再者，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相关部门还应考虑对涉事家庭予以一定补偿。之于受影响家庭来说，可以按《国家赔偿法》起诉地方政府违法，要求政府履行告知孩子去向、找回孩子的义务，要求获得精神赔偿。

尽管是行政违法的“旧账”，可是错就得纠正。对于那些受害者，政府部门要拿出历史担当，追责、补偿、帮助寻亲一个都不能少，用正义追偿去换取对伤痕的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