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1世纪经济报道》消息，原国务院副总理、现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想弄清楚一件事，盖一个科研楼前前后后为何要盖200多个章？

简政放权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近一年多来从国务院各部门到各级地方政府，简政放权的力度之大，含金量之高，也是公认的。然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建楼盖章的故事，还是让人异常惊诧——既对这一权威机构遭遇审批难感到吃惊，也对“需要200个章”这个事实感到震惊。由此看来，对于简政放权，我们不能只看“数量”，更要重视“实效”。

目前虽不清楚该部门建科研楼盖200个章的故事，发生在哪个时间，哪个省份，也不清楚经过了哪些程序，耗时多长时间，但“需要200个章”已经说明审批程序繁琐，耗费成本过大。

据悉，目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将该部门建楼盖章的故事，作为行政审批的案例仔细研究，以便了解问题到底出在哪。其实，这个案例作为研究行政审批的样本，最好是“公开解剖”，而不是闭门研究。所谓“公开解剖”，就是详细公开该部门建楼盖章的“审批长征图”，即具体经过了哪些地方、哪些部门，盖了哪些公章，然后才能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为何要“公开解剖”这个案例？其一，这个案例非常典型，而且发生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的背景下。对于典型案例，应该公开剖析，才有警示效果。

其二，通过公开剖析让各级审批部门深刻反思。不仅能照出相关部门的问题，还能点出相关部门的名字，如此，或许就能让有关方面“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治治病”。

其三，公开剖析能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谁应该对此负责，如何打通简政放权“肠梗阻”，还有哪些审批事项必须取消和下放？对于这些问题，公众不仅有知情权，而且有监督权。

建科研楼需要盖200个章，或许是因为过去科研项目问题较多，所以审批程序比较复杂。但这与简政放权改革完全背道而驰。人们不仅想知道答案，更想参与、见证剖析的过程。冯海宁(北京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