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倪发科当庭表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全部予以认可。据悉，被告人倪发科被控先后49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玉石、现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另有折合人民币5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

“雅贿”尽管是用工艺品、艺术品之类的“高雅东西”来掩饰金钱的铜臭味，但并未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像倪发科收受玉石，“回报”是帮人低价购买探矿权。“雅贿”同样损害了国家工作机关的廉洁性，“雅贿”也是受贿，这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目前，关于“雅贿”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是，如何来认定这些工艺品的受贿金额？因为玉石、字画等物品真假难辨，估价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也不尽相同。而且在行、受贿当时，各人对于这些物品真假性和价值认识也不一样。比如，就字画而言，有的行贿人将本是赝品的一件假画误以为真画送与受贿人，受贿人也以真画收受；有的行贿人将本是很贵重的字画，当做比实际价格低许多的一般字画送与受贿人，且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也有的行贿人仅支付了一般字画的价格买来了实际上很贵重的字画，送给受贿人，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收下。那么，在案发后，如何认定受贿人的受贿金额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物品通常以鉴定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鉴定真伪与价格是千差万别。比如文强案中，对于一幅画，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值高达364.12万元，但国家文物部门认定该画是赝品，最终该画没有计入犯罪金额。也有些地方以发票价格或者实际购买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发票价、实际价格与鉴定价也往往不一致。例如，在成都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行贿人送给黄某的金镶玉佛购买发票价58000元，鉴定价35000元，行贿人行贿时给黄某提供的发票价格为980元，法院最终认定这一犯罪金额为980元。

那么，对于“雅贿”的物品，到底是以实际购买的价格为准，还是鉴定的价格，抑或是受贿人主观认为的价格、发票上的价格呢？各地的做法不一，这导致了对“雅贿”的打击不力和法制的不统一。媒体报道，安徽曾有纪委干部就称，在违纪案件查处中，对于当事人收受的名人字画、文玩物品一般不列入受贿金额中，除非涉及数量巨大且有直接明确的价格记录。

因此，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同时，对于鉴定机构资质与异议程序也要进行规范，不能让某些官员利用“雅贿”存在的“黑洞”而逃避打击，也不因此加重他们的罪行，做到罚当其罪。

□杨文浩（检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