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因故意杀人、强奸罪服刑16年的广东珠海男子徐辉被宣告无罪释放。从死缓到无罪，徐辉经历了16年，检察机关则坚持了8年。2006年，最高检察院申诉厅开始对徐辉案进行重新调查；2008年，广东省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14年，经最高检介入、广东省检督促，徐辉终于恢复自由身。

徐辉案和近年来为媒体所聚焦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颇显不同。之前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平冤纠错事件，关键因素要么是真凶落网，要么是当年的“被害人”“死而复生”、神奇归来。太多偶然和戏剧化情节让冤案苦主在由死而生的过山车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幸运，而非制度化的司法纠错力量。

但徐辉案既没有真凶，也没有死者复生，它的改判无罪主要还在检察机关主动履职。起先是最高检申诉厅的检察官从申诉材料中发现此案的多个疑点，然后经过最高检和广东省检察院共同努力得以把案子纠正过来。相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对于疑案的不放过，以及对于疑罪从无的不懈坚持，值得称道。

在宪法定位上，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以抗诉或检察建议等合法方式，对疑似错案进行法律监督是其职责。毫无疑问，这种制度化的监督机制，有着极大的进步空间。

我们都希望天下无冤。但在中国走向刑事司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冤假错案还是个无从回避的社会现实。司法制度能做的就是密织法网，一方面以严格的法律程序去防范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对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要尽可能及时发现、有错必纠。纠错或促成纠错并不仅是当事人家属或其律师的责任，以客观、公允为追求的检察机关同样负有纠错的义务。这是中国司法制度设计的初衷，也是检察监督需要强化的一大重点。成功指控一起犯罪，和通过监督成功纠正一起错案，都是司法公正的组成部分。

我们注意到去年7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从执法理念、素质能力、工作作风、制度落实等方面,对执法司法工作提出了严格要求。最高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最高检察院也制定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全力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但仍要看到，“徐辉案”的从死缓到无罪之路，是包括最高检和广东省检在内的几家检察机关费时8年的努力，才有的最终成果。不难想见，在一起错案得到纠正的背后，有多少力量在暗中较量、反复博弈。我们肯定个案的进步，也期望新一轮的司法体制改革能够为检察监督提供更多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