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涉嫌受贿一案在河北廊坊开庭审理。庭审中，被告刘铁男表示，接受审查期间，结合亲身体会“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完善制度，防止以权谋私。

站在被告席后面的刘铁男，对于审批寻租之弊的认识，想必已经看得十分澄澈清明了。其关于“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给市场”的相关表述，也与时下的主流看法切近。

这样的“现身说法”，显然不无推卸个人罪责之嫌。毕竟，从2002年到2012年，刘铁男利用其担任国家计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便利，在项目审批、设立汽车4S店等方面，多次接受请托，单独或与儿子一起获取了价值3000多万元的非法利益。如果完全将这种腐败行为归结于审批制度，也说不过去。

当然，透过刘铁男案，确实也暴露出政府审批权过大，从而产生寻租的制度性弊端。纵观刘铁男被指控的几项罪状，其轨迹均是先有滥用审批权力，继之企业予以回报。由此也可见，过多的行政审批、过细的政府干预、过于集中的审批权力，不仅市场主体要支付额外的腐败成本，也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最终，为权力寻租买单的，依然是社会公众。

以宁波PX项目为例，2005年，时任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的刘铁男接受请托，帮助核准了这一项目，事后，其子接受了企业一辆33万元的轿车；而在2012年，因为市民反对，宁波有关部门表态坚决不上PX项目。然而，由于这场风波带来的经济社会损失，乃至行政成本，又该由谁负责？

不必讳言，在经济转轨过程中，部分政府部门仍习惯于以往的“全能型政府”，这就必然导致政府过多干预具体的经济活动。行政审批的过多、过滥，一旦与负责官员的贪欲结合起来，只能导致“前腐后继”的权力寻租。事实上，不仅刘铁男是这样，举凡握有审批大权的部门，概莫能外。今年5月，一周之内，国家能源局副局长许永盛等4名官员被调查，即是例证。

因此，近年来国家不断减少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权力，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在前不久的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表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年多来，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不仅如此，更要严控增量，遏制住行政审批边减边增、在清单之外变相审批等问题。

还要强调的是，打造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既有赖于清除审批寻租之弊，也有赖于强化权力监督，约束像刘铁男这样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