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施佩尔（左）向希特勒展示巴黎世博会德国馆模型。
“胜利大街”沙盘模型
身为“日耳曼尼亚”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如此为自己的狂想寻找理由：“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
1937年，纳粹德国经过多年扩军备战，实力已近顶峰。终日幻想征服世界的希特勒密谋发起“闪电战”之余，急不可耐地做起了成为霸主之后的美梦。他看来，第三帝国应该像古埃及、古巴比伦或罗马帝国那样不朽，为后世所称颂。而展示一个国家强盛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就是——无与伦比的宏伟建筑。正如他公开宣称的那样，“只有古埃及、古巴比伦或者古罗马人的建筑能与柏林媲美，伦敦、巴黎怎能和我们相提并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提拔自己的御用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为“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他向后者交代的头号任务就是：把柏林打造成“世界之都”。日前，英国《今日历史》杂志刊登文章，讲述了这一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宏大、也是最疯狂的工程的来龙去脉。
施佩尔的父亲见到蓝图上的新首都时，头一句话是：“你完全疯了。”
希特勒的蓝图从一开始就充斥着脱离实际的幻想，但施佩尔确实是天才的建筑师，他调集精兵强将连续工作，1938年1月28日，一份详尽的示意图如期摆到了“元首”面前。方案中的城市布局体现出对称设计，研究指出，这一构想源于希特勒1920年代的一张速写。
南北向的中轴线名为“胜利大街”，长7公里，宽120米，比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还宽20米。大街北端是一个大型开放式广场，直接以“阿道夫·希特勒”命名，面积达35万平方米。环绕此广场的则是一系列巨型建筑：元首宫位于西侧，建于1894年的德国国会大厦位于东侧，帝国总理府和德军统帅部位于南侧。而在广场北面，施佩尔专门为新柏林的核心——人民大厅留好了位置。这座圆顶建筑高200多米，直径250米，比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大了16倍，可同时容纳18万人，建成后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封闭空间。
“胜利大街”的最南端，将矗立起一座高117米的拱门，宽大的墙面用于铭刻阵亡军人的姓名，中间的圆拱甚至能轻松容纳巴黎的凯旋门，足见其规格之夸张。作为陪衬，市区内的其他主干道也要重新刷漆，公园需“运用现代化的园艺学，恢复18世纪时柏林的植物区系”。为了满足新首都爆炸式的交通需求，施佩尔打算盖两座新火车站，郊区还将建设新的飞机场，而在柏林南郊的朗斯多夫，当地的湖泊将被作为“水上停机坪”利用……
按计划，所有建筑将在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岁生日前一天全部竣工。届时，“胜利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游行，一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博览会同时开幕。
这便是法西斯德国的新首都——“日耳曼尼亚”。方案公开后，不仅得到了纳粹御用文人的大肆吹捧，一些外国主流媒体也对它表现出浓厚兴趣，美国《纽约时报》将其形容为“或许是现代世界最雄伟的规划设计”。据说，当施佩尔同样身为建筑师的父亲见到蓝图上的“日耳曼尼亚”时，震惊之余吐出的头一句话是：“你完全疯了。”
把狂想变成现实耗资至少60亿马克，当局只需负担其中一部分
作为“日耳曼尼亚”方案的第一期工程，1938年1月，第三帝国总理府正式动工。施佩尔指挥部下日夜突击，一年之后即告竣工。这座长条形建筑的主要特点是“长、高、空”：长达400米的封闭式主体结构里有很多高大的厅，“空荡荡的，丝毫不利于行政办公与住宿，反而会让来访者产生紧张、压抑与屈服的心理”，这恰恰是希特勒想要的。新总理府落成仅65天之后，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米尔·哈查便在这座充满着暴力和恐怖气息的建筑中签下了耻辱的《投降协议》，期间两次晕倒在希特勒的办公室中。
按新总理府超过9000万马克的造价同比估算，要想把整个“日耳曼尼亚”变成现实，耗资至少要60亿马克，约占德国1939年GDP的5%。但在现实中，只有其中一部分需要通过政府财政支付。这是因为，纳粹党利用宣传机器，鼓动狂热的民众捐钱捐物——每当“‘千年帝国’宏伟壮观的首都，将从石头沙漠中诞生！”这样的标题出现在头版头条，报纸经常会配发“政府财政紧张”一类的消息，不久之后，钱款和物资便从四面八方汇来。
在此过程中，“纳粹劳工阵线”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个被称为“帝国经济体系灵魂”的组织是纳粹党借以渗透德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依照需要对其加以改造的重要工具。它每年从一切工资薪俸以及别的收入中抽取1.5%作为活动经费，还强迫工人捐款，如果有谁拒绝，便会被认为“敌视人民和社会”而遭开除。
通过花样百出的手法，纳粹党每年的额外进项达到数亿马克。这些钱，希特勒和手下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账目从不公开，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日耳曼尼亚”项目。
为克服人手短缺，计划执行者自然而然地打起了集中营囚犯的主意
为了凸显新首都尊贵不凡的气质，包括总理府在内的所有宏伟建筑，全部使用优质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由此便引出了另一个问题：这些坚硬的石材开采难度很高，从哪儿去找足够多的人手？彼时，身体健康的德国青壮年男子绝大多数都在服兵役。
这自然难不倒施佩尔等人，他们早已把目光投向了设在德国势力范围内的各处集中营。实际上，自1936年开始，为了缓解穷兵黩武造成的劳动力紧张，纳粹德国便强迫囚犯劳动。臭名昭著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便是依着一座花岗岩矿建成，采出的石料大部分用来铺设维也纳的街道；柏林外围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靠近一座大型制砖厂；北巴伐利亚的弗洛森堡集中营也是一座“石矿型集中营”，当地有“日耳曼尼亚”所需的、带有白色斑点的大理石。
可想而知，囚犯们的工作环境极其恶劣，他们食不果腹，毫无防护地在粉尘弥漫、塌方频发的矿井中劳作。据不完全统计，在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和弗洛森堡集中营里，共有10万名囚犯死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开采石材时丧命。而在纳粹眼里，这样做可谓一举两得，既以极低的成本解决了材料问题，又可以通过体力劳动“重塑”囚犯的人格。
随着柏林市内大兴土木，很多“帝国子民”的旧宅遭到拆迁，他们面临如下选择：要么住市区内犹太人留下的房子，要么到郊外住政府提供的“安置房”。犹太裔居民可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他们被强行驱逐，腾出地方给“高贵的雅利安人”住，自己却得花钱租房，以致柏林市区内一房难求，不得不住进“犹太屋”——上百个家庭挤在一栋卫生条件极差的大屋里，毫无隐私可言。1941年，他们中的大部分被运到波兰，后来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
二战结束后发掘出的历史资料证明，施佩尔担任“振兴德国首都建筑总监”期间，主导查抄了23765户犹太家庭，超过7.5万名犹太人无家可归。
归根结底，“日耳曼尼亚”是法西斯主义在建筑领域的集中体现
随着二战的深入发展，纳粹德国经济日渐吃紧，不切实际的“日耳曼尼亚”计划不得不一再缩水。方案中那些极尽宏伟的建筑最终只有一部分落成，能够保留到现在的更是少之又少。在过去很多年里，很多人据此以为，所谓“世界之都”只是少数纳粹分子的一个白日梦，是希特勒从未真正实现的、停留在图纸上的幻想而已。
《今日历史》文章称，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准确。归根结底，“日耳曼尼亚”只是法西斯主义在建筑领域的一次集中体现。在此之前，柏林就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威权色彩十足的建筑，1936年建成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就在其列，这座为第11届夏季奥运会而建的体育场可容纳10万人，充当了希特勒借助体育赛事宣传其政治主张的主要舞台。
纳粹政权二号人物、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的空军部也是这类建筑的代表。这座同样建于1936年的7层大楼一度号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建筑，有2800个房间、4000扇窗户，楼内的走廊总长度将近7公里。如今，它依然在为德国财政部服务。
首都的“大干快上”也影响了德国其他地方。在纽伦堡，同样出自施佩尔之手的齐柏林大厦仅39米高，居然能容纳5万名纳粹死忠。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普罗拉度假村则凭借横跨4.5公里的长度闻名，据估算可同时入住至少两万名游客。
身为“日耳曼尼亚”的始作俑者，希特勒如此为自己的狂想寻找理由：“任何人都不能只靠空话来领导一个民族走出自卑，他必须建造一些让民众感到自豪的东西，那便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建筑。”然而，他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建立在野心和奴役的基石上，再宏伟的建筑也不过是些冷冰冰的砖石；当战火将一切化为残垣断壁，它们反而成了建造者的耻辱柱。（《青年参考》特约撰稿 章鲁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