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有16处提到“质量”.中华民族追求质量的历史源远流长，值得进一步挖掘。

    我国古代的质量管理制度注重生产者责任和出售者诚信。春秋晚期就已出现“物勒工名”,即把制造者名字刻在器物上，以便于检验产品质量。生产者对质量负有最终责任，明确责任并保证对失责者能够追究，是保障质量安全的重要前提。战国中期之后，不仅把工匠的名字刻在产品上，而且还会铭刻铜器的制造机构、官职名和工长名。

    物勒工名制度最初主要在官营作坊中实施，尤其是在官营兵器作坊中应用最广泛、监管最严格。之后，私营作坊和其他器物上也开始实施物勒工名。战国中晚期，吕不韦作为秦国相国，是兵器质量的最高监管人，故其名字在秦国兵器上出现的次数最多。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一步在法律上规范化，使得物勒工名质量责任制成为权威性的常规制度。

    在物勒工名发展过程中，一些广告用语也出现在相关器物上。西汉后期的四神纹铜镜上，常铸有“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同时，汉代铜镜上已经开始用印章、印记标明生产者的姓氏、姓名及产地，可视为商标的萌芽状态。五代永陵王建墓出土的圆形铜镜背面，铭有“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好珠出匣，似月停空”.唐代的一些瓷器上标有“卞家小口天下有名”“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字样。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图文并茂的标识。当时，山东济南一家专造功夫细针的刘家针铺，设计制作了一枚以白兔为商品标志的、专门印刷商标的铜版。这枚白兔商标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方阴文横刻“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店号，中间阳刻白兔儿图形，两侧竖刻阳文“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下方刻有较长阳文附记。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枚完全意义上的商标。

    此外，明代的“六必居”酱菜、“同仁堂”药品、“张小泉”剪刀等老字号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正是质量责任制度和品牌发展相得益彰的结果。

    诚信是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涵，诚信文化对于保障质量安全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国自古就提倡“诚工”和“诚贾”,所谓“小商道做事，中商道做市，大商道做人”.质量诚信制度要点在于防止价格欺骗和质量欺诈行为，在于质量和价格的吻合。由此，“三日听悔”等制度应运而生。

    在我国古代，检验检疫手段总体上比较落后。为了防止出售者利用消费者不知情进行欺骗，唐朝规定马牛驼骡驴等交易必须立市券，并实行“三日听悔”制度。即三天内，买方发现马牛驼骡驴有病，卖方要无条件接受退货，否则就得受到鞭杖40下。当然，买方同样不可欺诈。如果出现不诚信，把无病说成有病，也要受到同样的处罚。

    尽管强调责任和诚信，但假冒伪劣现象依然难以杜绝。《宋会要》《梦溪笔谈》《袁氏世范》等均有假冒伪劣事件的记载，甚至连宋高宗都曾为假药之事深感焦虑。为此，《宋刑统》规定，生产和出卖假冒伪劣物品，罪同偷盗；市官及州县官司知情不办，与造卖者同罪。

    南宋时期曾发生过一起假药案件，贩假药者被判“勘杖六十，枷项本铺前，示众三日”.示众能够起到惩戒当事人、警示其他从业人员的作用，是早期曝光质量违法行为的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