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庸医，既然有“庸医”,“医闹”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很不幸发生了下面的故事：一医生医死人，主家愤甚，呼群仆毒打。医下跪求饶，主曰：“私打可免，官法难饶，即命送官惩治。”医畏罪哀告曰：“愿雇人抬往殡殓”,主人许之。医苦家贫，无力雇募，家有二子，夫妻四人共来抬柩。至中途，医生叹曰：“为人切莫学行医！”妻责怪夫曰：“为你行医害老妻！”幼子曰：“头重脚轻抬不起！”长子曰：“爹爹，以后医人拣瘦的！”

    这个故事中的医生还算幸运，只需“帮助抬柩”就万事大吉，还有比较倒霉、相当有才的赔偿方式，那就是要求“恢复原状”:一次，一个医生医死人儿，儿父要告官，医生以自己的儿子作了赔偿；第二次，这个医生又医死了人家的仆人，只好又把自家仅有的一个仆人赔了去；不料当晚，又有人敲门说：“我家夫人产后有病，劳烦医生去给看看吧。”医生行前对老婆说：“可恶！准是他家的男人看中你了！”

    客观上说，古代医疗纠纷确实有，但闹得太凶的并不多。

    古代医生从小就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州县行医者一般毕业于中央卫生院并通过考核有执照，而且古代有“不成良相，便为良医”的优良传统，视医术为“仁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古代交通不便，老百姓看病不像今天，很容易去省城，一般去附近民间诊所，于是，对“口碑差”的医生，老百姓马上能用脚投票，根本无法生存，因此，除了技术原因外，故意乱用药、过度医疗、谋取钱财等违反道德的事，在当时无异于自取灭亡，实在比较少见。

    尽管少见，但不等于没有，有了医疗事故，除了“私了”解决外，历朝官方是啥态度呢？

    曾担任秦国太医令（卫生部长）者提出：“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意思是每年终对医生进行考核，按照考核结果奖励或克扣其俸禄（以制其食）。这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医疗事故，除了影响医生待遇外，医师并不承担责任，患者只能怨没有碰到“十全”的医师了。

    唐朝以前，医疗纠纷大多由民间有声望的人帮助调解解决，责任医生不会受法律处罚（华佗因涉及政治，不在医疗事故之列），但到了唐朝，首次从法律层面规定了对责任医生的惩处。唐律规定：医疗事故致死人命者，处以流放；伤人的，以故意伤害论；虽然不伤人，但只要有过失，也要进行杖责。

    明清时期，处理医疗纠纷进一步细化，特别是对于责任认定，法律出台了“由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的制度：“凡庸医为人用药、针刺，误不如本方，因而致死者，责令别医辨验。”即对责任事故，不由当事医生自说自话，而是由官府指定其他医生（别医）进行鉴定，如此既可确保公正，受害者也易接受。

    清律对于责任医生，不再像以前那样搞“刑法伺候”,而是吊销医疗执照和经济赔偿，比如说清朝规定医生因失误致病人死亡，要赔偿病人家属十二两五钱，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农民数年的收入。

    古代对庸医的处罚，大致经历了“宽-严-宽”的轨迹，这与古代文化密切联系，民间有“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治得了病、救不了命”的说法。历代皇朝也都鼓励仁义、中庸、与人为善的民风，大力制约医闹中的“刁民”、讼棍，这些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民众对待失误医生的态度。

    古代除了按照法律规定追究普通医疗事故外，也经常有一些证据确凿的特殊“医疗事故”,主治医生却无法得到惩处，这是咋回事呢？

    北宋哲宗皇帝，听说老宰相韩绛生病了，而且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提举翰林医官院”（中央医学院院长）得旨后，逐级传达，主治太医哪敢不遵旨？结果老先生年迈，精气已衰，抵不住金液丹的阳亢，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一命呜呼。宋朝京城有句话很流行：“宣医丧命”,意思是：只要是皇帝叫医生给你治病，你就准确打点行装，去阎王那里报到吧。皇帝对医学一窍不通，如果他一时兴起，按照自己的体会帮你治病用药，那你还有命吗？

    古代“医疗事故发生率”,国办医院比民间医院还要高，而且发生医疗事故也大多不了了之，个中缘由让人哭笑不得。古代中央医疗机构的主事，大多由不懂医的宦官担任，特别是对高级官吏的治疗，大多规定由不懂行的宦官现场监督，理由是“防止医生搞小动作”,如此荒唐可笑的行政干预，医疗事故也就不胜枚举了。

    不仅如此，即使是皇帝“中招”也不乏其人，责任就更难追究。比如唐太宗、明朝嘉靖、隆庆等皇帝不信科学信巫术，嗜好吃金丹，以求长生不老，结果提前撒手人寰，此种医疗事故，你说责任由谁承担？而那个喜欢做木匠的明熹宗朱由校，因“吃红丸”而命丧九泉，究竟是“谋杀”还是“医疗事故”,依然是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