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排队，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又在想方设法，想要消除生活中各种排队现象。

    八九十年前，社会深刻变革，经政府强力推广，国人才学会了排队。从过去的推广，到今天想要消除，排队快纠结人们百年了。

    不排队，会头破血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

    “排队”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个挨一个顺次排列成行。”细究起来，所谓的“排队”其实包含有两层意思。

    一种是有组织的排列成行，如“排队迎敌”、“排队相迎”.《官场现形记》：“各武官一齐到江边排队，鸣枪跪送。”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二郎、哪咤来在高处一望，只见妖精一齐聚在那里排队呢。”

    另一种“排队”,指的是人们在公众场合依先到先得的顺序排成一列，参与者并不属于特定的组织。这种“排队”的目的是为了更公平地分配资源，与前一种根本不同。

    在古代，“排队”一词没有这个意思，古人也没有排队的意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素质特低，不懂得排队。而是因为古代公共生活远没有现在丰富，古人很少有排队的需要。

    中国人的排队意识，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距今还不到100年。近代以来，西式邮局、剧院、银行、交通等在中国逐渐产生，在这些公共场所，不排队根本玩不转。特别是在火车站，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由于无排队意识，当初国人在买火车票时吃尽了苦头。

    梁实秋回忆自己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买火车票：“那时尚无排队的习惯，全凭体力挤进挤出。”有时候买票还是件要命的事：“买票的时候，气力稍微虚弱一点的人，就许有性命之虞。”

    民国有一位火车乘客也曾感叹：“上了火车站，若使时间匆促了些，你想挤上去买一张票，至少要抱了头破血流的大决心，方能买得到。假使你是一个孕妇，或者抱了一个襁褓婴儿，除了求哪一位仗义的好汉代你买，别无他法。”

    翻看民国报纸，火车站售票处确实有挤死人的事件发生。不排队，公共生活无法进行。因此，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不断有人提倡学习西方，树立排队的意识。

    排队，社会深刻变革之后的新生活方式

    1929年，大名鼎鼎的《生活》周刊曾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国人树立“排队”的意识。文章写道：“‘Line up’为关于西方社会秩序中一种美谈，我国之人自海外归者常乐道之。”在这句话的后面，编辑加了句按语：“此二字似可译为‘排队',即人多之处，依先后排成一队，鱼贯而行，或立者等候。”

    无独有偶，也是1929年，有人也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专门针对火车站买票拥挤的情况提出了建议。作者提出的解决措施也是“Line up”.他建议各个车站找一个巡警，站在售票窗口前，“指导买票人依来到的先后次序，逐个买票，轮流上前，英语所谓'Line up’”.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排队”成为了政府重点推广的“新”规则之一。具体而言有三个指标：“车站买票要一个一个顺着走”、“上下车船一个一个顺着走”、“公共场合进进出出一个一个顺着走”.

    当时的大小火车站、码头售票室门口，大都树立一块牌子，上写“买票要按着次序一个一个买”之类的字样。

    通过政府提倡，舆论引导，一直到抗战时期，排队意识在中国已经基本普及。1944年，茅盾在《谈排队静候之类》中曾写道：“排队静候的习惯确是在这几年来养成功了。现在是买米，买盐，买电影票，戏票，轮渡售票处，差不多只要十人以上就会‘单行成列’起来。如果有人问我：七年来老百姓得到些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答道：排队静候就是一件。将来有谁要写一本例如‘抗战其中我民族之进步’一类的书，我以为这一项是不应当遗漏的。”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一些中国的旧传统与新生事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正如1918年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排队正是中国人主动适应变化，“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