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赵佶工笔花鸟画

    远古的帛画，以线赋彩，成为中国工笔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祖先们在生活和劳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绘画手法，逐渐形成了双勾填彩、双勾细染的画法。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工笔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以莫高窟为代表的壁画，无论是富丽的色彩或是浓厚的宗教题材，都体现着先贤们娴熟的工笔表现手法。唐代的工笔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吴道子、张萱、周昉当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画家，其工笔人物画线与墨、线与彩的完美结合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宋徽宗赵佶喜爱绘制工笔花鸟画，改革了画院体系，提高了宫廷画家的地位，建立了画学制度，从而使院派工笔画，达到了历史上的辉煌期。工笔画走向民间当在元、明、清时期，尤以明清后，由于诸多因素，导致工笔画日渐式微；在文人水墨写意画主流冲击下，虽有仇英、“二袁”等职业工笔画家的努力，但是工笔画一直处于消沉状态。近代的工笔大家陈之佛、于非闇虽成果斐然，却仍未摆脱工笔画的低迷窘境。现代中国工笔画的复苏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而近20年经济繁荣、“西风东渐”迎来了工笔画发展的辉煌时代。

    与其他国家的绘画风格不同，中国工笔画有其独特的艺术绘制程式。中国工笔画讲究用笔用墨，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更是中国画气韵、精神的载体，笔墨功夫是许多画家一生的追求。和写意水墨画相比，工笔画同样要求以笔入画，求笔法，讲笔趣。唐代陆希声五字执笔法，要求做到“五指齐力”、“指实掌虚”,运笔则灵活自如。张彦远的“生死刚正谓之骨”,正是用笔力度的体现。元代王蒙笔力扛鼎，后人称之为“金刚杵”.清代郑绩《梦幻居画学简明·论笔》中说“用笔以中锋沉着为贵，中锋取其圆也，沉着取其定也。定则不轻浮，圆则无圭角。生怕涩，熟怕局；慢防滞，急防脱；细忌稚弱，粗忌鄙俗；软避奄奄，劲避恶恶；此用笔之鬼关也，临池不可不醒”.由此可见，用笔是工笔绘画中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笔是中国画的筋骨，墨则是中国画的血肉。中国工笔画所追求的艺术理念也是笔尽笔法、墨求墨气，以此展示“气韵生动”的艺术魅力。纵观古今，中国文人画一直提倡“水墨为上，墨分五色”.北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云：笔以立其形质，墨以分其阴阳。清代石涛在其《苦瓜和尚画语录》里说：“笔与墨会，是为絪缊。絪缊不分，是为混沌。辟混沌者，舍一画而谁耶！画于山则灵之，画于水则动之，画于林则生之，画于人则逸之。”草圣林散之在《笔谈书法》中更是强调“古人千言万语，不外’笔墨‘二字，能从笔墨上有心得，则书画思过半矣。有笔方有墨，见墨方见笔，笔是骨，墨是肉，水是血。非笔不能运墨，非墨无以见笔。”

    笔墨是中国画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中国工笔画着力于追求“意”的神会的基础和前提，而“随类赋彩”则是中国工笔画的要素之一。在历代众多工笔画名家中，善于使用色彩的当数南宋和元代交替时期的浅绛山水大家钱选，他的作品洋溢着文人气息，在水墨浅绛的基础上，罩染石青石绿，皴染加墨点，清丽典雅，郁郁葱葱，处处呈现生机，对后世浅绛小青绿山水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历代名家对色彩的运用极为重视，对色彩与色调的主次、墨气与色气的效果十分讲究。如五代南唐工笔大家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要刻画南唐中书郎韩熙载夜间举办盛宴的隆重场面。此作是五代时期工笔重彩的鼎力之作，其中锋用笔，线条流畅圆劲，设色富贵浓丽；其间对女乐人物的描绘更是生动传神：华丽的衣着，浓艳的装饰，丰富而和谐的色彩，工细极致的晕染与身着白色晚装、袒露赭色胸腹、端坐黑色椅子的韩熙载形成强烈的对比，主宾关系明确，而人物神态和场景融为一体，形成对立统一而又协调有节的盛宴氛围。又如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周昉的《仕女图》等工笔巨作，其笔墨色彩的合理运用使所要表达的主体更加突出，物象更加鲜明，格调更加高雅。

    工笔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发展历史。其精勾细染的艺术技法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其意象造型的表现手法，在艺术处理上精微而不失匠气，工致而富有绘画性，为工笔画的发展留下广阔的拓展空间。

    和抒情写意的意笔画一样，中国工笔画也是一种表意的艺术，两者只是艺术表现手法的不同而已。工笔画所要达到的艺术意境不是画家对自然景物的简单复制和摹写，也非生搬硬套的制作效果，而是经过主观取舍、融主观审美情趣和客观精神于一体的心物之间产生共鸣的艺术语境。优秀的工笔作品是画家心灵中的情景或物象的再现，是笔墨和色彩最佳配合所生成的“象外之象”,更是一种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完美融合的人格文化。

    据中国书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