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1989年8月创办了一本杂志叫《民主》，如果寻根溯源，其前身是1945年由郑振铎创办的《民主》周刊。当年，民进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不仅担任着《民主》周刊的编委，而且还经常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文章，仅马叙伦一人一年时间在《民主》周刊就发表了56篇重要文章。
还有，民进成立后的第一个文件《对时局的宣言》也是在《民主》周刊首先发表的。这时的《民主》周刊，实际上已成为了民进早期开展民主斗争的喉舌。
郑振铎与《民主》周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纷纷回到上海，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争民主、求团结的斗争。当时，抗战以前的进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创办一些进步刊物。为了继承邹韬奋当年办《生活》周刊的光荣传统，徐伯昕商请郑振铎出马，主编重办一份周刊。刊物的刊头采用邹韬奋手迹，同时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以及便于登记，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称，而改用《民主》为周刊的刊名。
郑振铎义不容辞地挑起了重担。《民主》由郑振铎出面任主编，周建人、许广平、马叙伦、董秋斯、罗稷南为编委。一切筹备工作就绪后，于1945年9月间，由郑振铎同志出面，在鲁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约请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将出版的消息，并请到会朋友们提供稿件。
当时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沈钧儒、沙千里、史良、闵刚侯四位名律师热忱同意担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顾问。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民主》周刊在1945年10月13日出版了创刊号。
创刊号发表了郑振铎撰写的《发刊词》。《发刊词》坚定地表示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为民主而斗争。创刊号上，还发表了他写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国民党军队接收了敌占区后，第一步就应该恢复人民的自由权，而不是戒严、搜查和压迫。
《民主》、《周报》，加上10月3日创刊的《文萃》周刊，时人称为三大民主刊物。10月20日，在《民主》、《周报》、《文汇报》、《建国日报》等报刊上，同时发表了由郑振铎领头共24人签署的《上海文艺界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书》，表达了久被隔绝、非常想念的心情和团结战斗的决心，并及时建议：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既已取得合法地位，现在只要省去“抗敌”二字（简称仍是“文协”），便可继续领导全国文艺界从事建国工作，名正言顺（后来，文协接受了这一提议）。
苏北解放区作家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其中说：“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你们这几年是怎样坚持过来的。在暗无天日的暴敌统治之下，你们像一盏孤灯，独守在漫漫的长夜，不顾一切地面对生命的与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胁，为民族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气节与传统！”
此时的郑振铎一下子冲到了最前线。尤其是在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之后，郑振铎连续在《民主》周刊上发表政论《我们反对内战》、《我们的主张和态度》，指出：“目前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制止‘内战'.”
《民主》周刊促民进成立
《周报》、《民主》以及其他一些杂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经常聚会座谈，互通消息。他们每周在联华银行八仙桥分行（今西藏南路26号）的会议室聚会，分析时事，商讨出版事宜和斗争方式。与此同时，在王绍鏊周围也集结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陈巳生、谢仁冰、刘树梅、张纪元等，经常在谢仁冰家集会，商谈救国之道。
经谢仁冰引见，马叙伦与王绍鏊面晤，决定双方以后在一起集会座谈，地点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广和居饭馆楼上。
马叙伦方面参加聚会的有郑振铎、傅雷、唐弢等；王绍鏊方面有林汉达、谢仁冰、张纪元等。以后范围逐渐扩大，许广平、周建人、赵朴初、徐伯昕、柯灵、梅达君、李平心、曹鸿翥、刘哲民、冯少山等先后加入，地点由广和居饭馆转移到八仙桥青年会礼堂。
他们不仅在一起座谈时局，而且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新闻阵地联合发表文章。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分别提议或写信给马叙伦和王绍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组织，以便长期共同战斗。经过协商研究，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一个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的政治组织，取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期间，马叙伦在《民主》发表过56篇重要文章，如：《走上民主的路吧》、《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对政治协商会议建议书》、《蒋先生要听这样的话》、《上海各界呼吁和平》、《玩手段和诚意》、《民主是封禁不了的》等等。
《民主》周刊配合民主运动
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由延安飞到重庆，同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谈了40多天。这一伟大行动，不仅鼓舞了全国人民，而且震动了世界。《民主》周刊配合中国共产党制止内战、实现和平的斗争，在《创刊词》中公开声明：要求联合全国人民，缔造强大、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民主》周刊还在第二期刊登了毛主席在延安登上飞机的照片。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周刊配合民主运动的发展，刊登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文章和报导。
1946年2月10日，重庆发生了校场口事件。郭沫若、李公朴、马寅初、施复亮等民主斗士和新闻记者60多人被打伤，造成了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郑振铎、马叙伦、周建人在《民主》第十八期分别发表了《民权到底有保障没有？》、《重庆有我们的中央政府吗？》、《惩办暴徒与防止法西斯卷土重来》等文章，指出“陪都血案”的制造者就是国民党当局，对其假和平的阴谋，揭露得淋漓尽致。
1946年4月，发生了“南通惨案”.《国民日报》记者孙天平被国民党特务残害，第二天被发现尸体浮在江边，形状极惨。《民主》第二十六期，以醒目标题，发表了《南通血案抗议》一文，指出“这是地狱里的新闻”决非“来自人间”,国民党统治区是人间地狱已经昭然若揭。
1946年6月，上海市人民代表马叙伦、蒉延芳、雷洁琼、盛丕华、包达三、张纲伯、阎宝航、吴耀宗、陈震中等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车到下关，请愿代表被暴徒层层围困殴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受重伤，这就是有名的“六·二三下关事件”.
事件发生后，《民主》第三十七期出了专刊，郑振铎、周建人、罗稷南、许广平分别写了《悲愤的抗议》、《抗议暴徒殴打我们的代表》、《抗议南京暴行》、《为下关遭难代表向美国人进言》等文章，要求惩办凶手，揭露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日甚一日；并警告美帝国主义者，赶快放下“援助”的屠刀。文章慷慨激昂，至今看来，浩然正气犹磅礴于纸上。
“下关事件”的血迹未干，“李、闻事件”接着发生。着名的学者、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屠杀在昆明。
为悼念李公朴、闻一多两位先生，《民主》第四十期约请茅盾、郭沫若、叶圣陶写了《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等文章，指出“打是恶劣的手段，暗杀是更进一步的卑鄙作风”,明确指出国民党是谋杀犯。他们大义凛然地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争取民主与和平而呼号的人士，也没有一个怕死的”,表示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决心。
1946年秋，国民党假谈真打，马叙伦针对国民党的骗局，在《民主》第五十期发表了《拖垮了国家，骗惯了人民》一文，说国民党违反政协（旧政协）协议的丑行，实为“滑天下之大稽！”文章继续写道，国民党搞一党专政，却“还要共产党开送’国大‘代表名单”,“骗得鱼儿上钩”,“就是可以向人民作一个交代，表示了我是容纳异党的”,“这样一举两得，一面骗共产党，一面骗人民”,这样“国家被拖垮了”.
因周刊对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宣布召开伪国大的倒行逆施进行抨击，被“明令查禁”,第五十期在发行中被抢走3700多份。但是，这个16开本、每期18页的阴文套色的刊物，已在上海人民心中扎下了根，国民党不让发行，报贩却非常支持《民主》周刊，编辑冒着风险，出版了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出版后送往报摊，上海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各报摊没收，有的报贩受警告，有的被捕，报贩同业公会也收到不许贩卖的禁令。
在这种严重打击下，编委会作出决定，把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作为“休刊号”出版。编者和作者以愤怒和沉痛的心情，精心编写了《我们的抗议》，刊载了郑振铎、马叙伦、叶圣陶、郑森禹、吴晗、柳亚子、田汉、艾寒松、罗稷南、许杰、余审之、周建人等同志的怒吼，对国民党查禁该刊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向人民作了交代，郑重声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警告国民党当局，杀死了一个《民主》，“但是民主的潮流，却是没有人有用回天的力量所能压抑得住的”……
1946年10月30日，《民主》周刊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