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抢号就成了考生的头等大事,考生抢号的方法是:陪送考生的家属先将竹制的空考篮放置于贡院大门外,等到龙门一开,立刻快步赶入院内,将考篮放在号舍案头,此号也就占为己有,而无考篮的考生就不能抢占。
不过抢号是到了清末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考生都是有规定的号座的,能不能安排到好座就靠大家的运气了。
但即便抽到好号座,在这样一个鸽子笼般的号舍里呆上几天也是相当不易的。一位曾参加江南科举的考生在其所着的《明斋小识》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初八日天气微凉,人悉兼衣。及明午暴热,日如火炙,甚于三伏,又旁置红炉,后叠衣服,遂致两眼昏懵,气不能出。至二场以单衣进。十一夜半,大雨忽来,陡然寒冷,体僵齿战……
就是说这年乡试,第一场进场时,天气还比较凉,所以他穿了厚衣服进场,但第二天突然暴热,热得两眼昏花。于是到第二场进场时,他就穿了单衣进去了,没想到晚上天又下起雨来,又冻得要死。
八月南京的天气,是忽冷忽热,所以对考生来说无疑是一场挑战。
在这样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试中,想要成功,谈何容易。江南贡院每次乡试,参与者有一两万人,但最终录取的只有一百多名,这样低的录取率,令无数考生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在江南贡院内,有一个张贴皇榜的大照壁,照壁上如今有一幅瓷画,就是描绘当年科考放榜景象的。画面中,有人看到上榜喜笑颜开,有人看到落榜则躲在角落抱头痛哭,考生中有年纪轻的,也有年纪大的,生动地描绘了一派科考众生相。
不得夹带纸条、要穿单层衣服、食物要切开
古今中外,每场考试,最严格的当然还是考场纪律。不许作弊是千百年来对考生的基本要求,为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科举考试自然也是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康熙五十三年规定,考生入场,“皆穿拆缝之衣服、单层鞋袜,止带篮筐、小凳、食物、笔砚等项”.到乾隆年间,礼部又发新场规,如考生的帽子,大小衫、袍等都只能用单层,皮衣要去面,毡衣要去里,袜子也要单层,鞋子要薄底。
对考生的考具也有规定,如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要镂空,注水入砚台用的水注要用瓷的,木炭只许二寸,蜡台要用锡的。而对于考生所带的食物,糕饼饽饽,都要切开,防止里面夹带纸条等。此外,风炉、防风灯等用品,也可以携带,但都必须严格查验。对于考篮也有规定,“或竹或柳,应照南方式样考蓝编成玲珑格眼,底面如一,以便搜检。”
薄如蝉翼的小抄纸、鞋跟里藏“奇书”
按理说,在这样严格的搜检和惩罚制度下,考生是难有机会作弊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然有考生能携带小抄蒙混进场。
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内,就收藏有清代考生作弊的夹带。这些夹带纸张相当薄,十几张叠在一起,还没有一张普通夹宣纸厚。每页4厘米左右直径的纸片上,用毛笔抄录了《论语》中的重要篇章。据捐赠者介绍,这些夹带是利用一种仅有两根老鼠胡须特制毛笔书写而成。可见当时作弊者,是多么挖空心思。
还有一种小抄,是夹在鞋底里的。这种小抄是从一双清代千层粉底“文士靴”的后跟里发现的,是一位江南乡试士子的后裔在给这双靴子拍打灰尘时发现的,他没想到从这双靴子的后跟滑出一只仅火柴盒般大小的抽屉,抽屉里面就藏着一本稀世孤本《增广四书备旨》。这本书为线装本,里面70页正文纸张洁白细腻,薄如蝉翼,书长6.5厘米,宽4.5厘米,厚5毫米。书虽小,却包括《大学》《中庸》《论语》三部书的全部内容和宋代大儒的详尽注释,其印刷技术之高令人拍案叫绝。该书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调查后,确认为中国现存十万余种古版书籍中,版面最小,文字最小和至今唯一发现的一本清代石印科考“作弊奇书”.
收买誊卷官,在试卷上设暗号
考生除了夹带小抄,还有一种作弊方法就是买通考官。在清代,对主持乡试的官员也是有相应规定的,比如不用本县的官员,主考官员赴任时,不许携带家眷,不许携带过多随从,不得与外界结交,不准游山玩水等等。但即便如此,还是不能杜绝买通考官的现象,有人会在主考官经过的路上给他们传递贿赂信件。收掌、受卷、弥封、誊录、对读之类的小官,也常被买通。比如誊卷官,他们在接受了贿赂后,便对某人的卷子认真抄写。否则便书写潦草,甚至故意抄错。
按理说,试卷的姓名是被弥封的,誊卷官是无法辨认的,但他们自有妙招,方法叫做“用襻”.就是任意选择两个字,约定在卷中第几行使用,并制定上文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下面的第几格必须用某字,就像衣服上的襻纽相扣,因此称为“襻”.这些“襻”字,都是誊卷官和考生事先拟定好,然后在入场前交给考生,名为“送襻”.有的誊卷官不仅送襻,还私自带笔,帮助考生修改试卷。
到江南贡院赶考的名人
明清时期的江南贡院是全国考生最多的地方,唐伯虎、郑板桥、吴承恩、吴敬梓、翁同龢、张謇等一大批着名人物都曾来这里赶考。但即便是这些历史名人,很多人也没能在这里实现他们的仕途梦,比如吴承恩、吴敬梓,因为这条实现“金榜题名”的路途实在是太艰辛了。
吴承恩从26岁考到42岁都没能考上
吴承恩,祖上是涟水人,后迁至山阳(今江苏淮安)。吴承恩是四大名着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但谁都没想到这样一位明代鼎鼎有名的文人,在科举考试中却屡试不第。
吴承恩从小就很聪明,少年时代,已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为乡里有名的“小学士”,左邻右舍经常向他求文索字。上私塾时,吴承恩学习非常勤奋,在入县试时,以全县第一名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生员。不久,吴承恩因成绩优异,由县学升入府学,在府学,他成绩也名列前茅,知府对他十分器重,经常劝他进取功名。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朝成名天下闻”.这是封建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获取功名富贵,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嘉靖十年(1531年),吴承恩从山阳县码头与学友一起乘船起航,来南京参加乡试。这一年,他26岁。明代射阳士子一般都坐船南下考试。船头插着“乡试”的彩旗,甲板上则堆满了学子们的行李、书籍。整条大运河上大小船只大部分都是各州府的秀才。在赴南京赶考途中,吴承恩一直在琢磨的是《西游记》写好后如何出版,到了南京,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到金陵着名的刻印社世德堂去联系刻印事宜。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