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出身＂诗礼仁宦＂之家是元朝宗室后裔

　　3月21日晚，一场题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讲座，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邵逸夫科学馆报告厅举行，主讲人艾恺来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个头不高，一头白发，因患感冒，讲座中不时咳嗽，但这并未影响在场观众对他所讲内容的兴趣。

　　“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梁漱溟先生不是一个只身在书房中奋斗的人。他不是去书写自己的理想，而是实践自己的理想。这是他独一无二的地方。”艾恺说。

家传：有其父必有其子

　　上世纪70年代起，艾恺开始研究梁漱溟，并由此走上了汉学研究道路，有“梁漱溟研究第一人”之称。

　　艾恺看梁漱溟，目光投向了梁漱溟成长的家庭。他认为，梁漱溟之所以成为梁漱溟，其个性成因离不开父亲梁济的影响。

　　梁氏原是元朝宗室梁王贴木儿的后裔，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之家，梁漱溟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在教育子女方面，梁济打破了旧的传统。

　　19世纪末叶，作为士大夫的父辈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非常拘谨，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不可改变的规矩。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许多孩子，与父亲谈话的机会屈指可数，对父亲未免敬畏不安。但是梁济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体罚。相反，他有意识地在他和子女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自然的关系，鼓励他们与他自由交谈，并积极征求他们的意见。

　　“独立思考，表里如一。”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艾恺认为，梁漱溟的行事风格，深受父亲的影响，他的父亲也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当时，能够容忍争论并与孩子进行自由讨论的家长很少见。但梁济支持他们发展不同于俗见的独立精神，教导他们坚持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反对父母的意见。

　　艾恺访问梁漱溟时，梁漱溟清楚地向他回忆起半个世纪以前的一件童年家事

　　9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忽然不见。多处寻问，且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也不喊我来看。他在纸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也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

　　梁济似乎认识到：最严厉的责难与裁判，莫过于内在的良心。从梁济对其子女以及寄养家中晚辈的教育中，可以看出他对传统观念的反抗。他提早让孩子独立，也提早带来了他们的责任感。

　　1903年，京师译学馆成立，梁济送其长子焕鼐入馆学习。三年后，他把焕鼐送到东京学习商业，而商业在当时是很受旧学界蔑视的。他还把两个孤儿表外甥送到译学馆学习，后又送到英国攻读法律学位。梁济曾为不能亲自出国学习而感到遗憾。他冲破了双重俗见，努力使自己的两个女儿受教育，并且受的是当时的新式教育。

　　梁漱溟的早期教育更是彻底的一反惯例。他6岁开始受家庭教育时，按照传统习惯请来了塾师。但是，他父亲要塾师一开始便教授一本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启蒙读物《地球韵言》，而不是去记诵《四书》。当北京第一所西式小学“中西小学堂”开办时，他便送梁漱溟进了这所小学的初级班。

　　由于受的是西式教育，梁漱溟记忆中没有儒家经典背到头痛的经历。“五四”时期，主流的思想采取批判中国固有文化的立场，但与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梁漱溟并未表现出激烈的反抗父权、反抗家庭、反抗传统的文化叛逆意识。在“中”与“西”的两极分化中，梁漱溟反而坚持“中国要保存的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成为了一位文化守成主义者。

行动：本着理想去实践

　　在山东大学的讲座上，艾恺引用了梁漱溟的一段话：“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践的人。”

　　梁漱溟一生着述颇丰，在儒学、佛学、西方哲学、书法等方面深有造诣。艾恺认为，他当之无愧是一个学者，但他不是一个书斋式的人物，他是一个行动派。纵观梁漱溟自己的生命历程，他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房间里看书写东西。他一直在书斋之外行动着。他一辈子主要的意义，不是在书写他的理想，而是在实践他的理想。

　　1905年，中国民众发起早期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11岁的梁漱溟主动上街抵制美货。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马上加入了同盟会，为了要“干革命”.中华民国一成立，他不甘躲在书斋看书报，他要到实地去了解情况。1912年1月份，他跑到南京去当记者，到处去采访，观察社会实际上的情况。此后，他又就职于司法部，任司法部长私人秘书。

　　1916年，梁漱溟写出了一篇《究元决疑论》，成为印度哲学研究的代表作，引起了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关注。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24岁的梁漱溟成了北大教师，和胡适、李大钊等人成了同事。

　　有意思的是，到了大学，梁漱溟带去教学的不是学术论着，而是一本自己写的政治宣传册，借此呼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努力，减轻军阀混战对黎民百姓带来的痛苦。

　　他把小册子放在了北大的教员休息室里，辜鸿铭看到了，大为赞赏，胡适看到了，亦赞赏之。两人的文化主张完全不同，却同时赞赏梁漱溟的作品，皆因其观点深刻切合中国当时实际。

　　在北大任教期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着作，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即便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也提出行动计划，在他看来“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他对局限在小范围的精英活动不感兴趣，他认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于保存古典文学或学术，而在于道德体系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