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李煜曾亲自致书吴越王钱俶，离间吴越和北宋的联盟，称“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明天子一旦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这一措施无疑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他的话也说到了要害之处。只是由于强弱异势和原有积怨，结果是钱俶出卖了他，把信交给了赵匡胤。李煜没能摆脱遭受东西夹击的窘境。

　　其三，李煜曾下令戒严备战。《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开宝七年十二月“金陵始戒严，下令去开宝之号。”陆游的《南唐书》中记得更加明确，此令是李煜得知宋军渡江进攻并占领池州后所采取的措施，时间早在金陵城陷落的一年以前。

　　其四，李煜还曾多次召大将朱令赟入援金陵，“拥十万众屯湖口”,可惜朱拖延了5个月才行动，最后又未能取胜，终致金陵孤城无援而陷落。

　　其五，李煜也认识到东面京口（今镇江）战略地位的重要，所以任命亲信刘澄前去驻守。本想有得力的心腹固守京口，与金陵互为犄角，有利于持久抗击宋军。不想，刘澄却早已心怀二意，即使李煜派人前去增援，他仍然举城降敌。

　　这些都说明李煜缺乏知人之明，所用非其人，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得出他“坐以待毙”的结论。

　　综上所述，北宋出兵南下以后，作为南唐国主的李煜是不可能不闻不问继续征歌逐舞、沉湎声色的。事实是，他在“坚壁守垒以老宋师”的决策指导下，曾组织反复抵抗，也曾取得迫使北宋一度打算撤兵的明显效果。只是由于客观上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加上主观用人不当等失误，最终还是被迫出降。而这些表现，和同是亡国之君的陈叔宝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就算真有听和尚讲经之事，也只能解释为在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而面临肉袒受辱之时，为求心理安定的一种无奈选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