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师钱穆宾四先生相当喜欢《选集》一类的书，当然也要编选者有眼光有识见。好选集可让读者得益多。钱师自言做学问无师授，乃是从诵读唐宋（韩愈、欧阳修、王安石）等诸家古文入门。亦即是说，钱师颇喜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文正的《经史百家杂钞》和《十八家诗钞》等选集。他曾要我从上述选集中先逐家逐家来读，如有对某几家特别喜爱的，再去找其全集来读。读诗亦然，亦可先取《十八家诗钞》逐家读，即使不能全读十八家，拣十家八家亦可，不求速，不求多，每天只读三两首即可，如此始可细味咀嚼而有所得。

　　钱师早年曾读起，有意想编选上述一类选集。1947年时，上海正中书局委托钱师编选一部书，就是从《四部备要》中选出一百种古籍，再加以新标点出版发行，以便国人易读易藏。

　　钱师自抗战后期，在从山东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任教。并在1944年秋至1946年夏于四川大学兼课。此一时期，洪廷彦君在川大于1944年秋曾修读了钱师开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抗战胜利后，钱师于1947年夏应聘为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9月，钱师致函正想找工作的洪廷彦君。同时并聘请多位青年学者担任此一百种书的新标点工作。钱师想起抗战时期跟随他读大学或研究所的那批青年学子，来参加圈点工作。员工薪酬及书籍供应由正中书局负责。钱师先与江南大学章渊若校长商妥，拨多两间毗邻大学图书馆的房间，作为上述人员的宿舍。洪廷彦和吴佩兰（后钱师改名沛澜）为钱师最先邀请的两位，其他尚有魏宗海、钱树棠、郦家驹及吴昌汉等多位。

选出一百种古籍定名《四部选粹》

　　钱师当初拟选出准备标点的一百种古籍定名为《四部选粹》。此书单包括文、史、哲重要典籍，据洪廷彦君所说，并无佛学书籍入选。不过钱师曾说：“初步先这样选择。还可再斟酌。章学诚说：‘年轻时下工夫多读些书，中年以后杂务干扰，难得有很多时间专心读书。’你们标点这些书，会有很大好处，不忙随便写文章。”此后他们圈点时，遇有疑处，由钱师为之决定。

　　同时，为了办好江南大学的文学院，钱师特别着重要建一良好的图书馆。章校长亦赞同这提议，遂聘请王庸（以中）先生担任江南大学图书馆主任。王庸先生曾在抗战前担任北平图书馆主任。他熟悉古书版本。钱师为了方便标点古籍，也安排王庸先生同住在图书馆的小楼，方便这批年轻人向他随时请教。

　　事实上，钱师在香港新亚于九龙土瓜湾建校时，也特重图书馆，把图书馆建成差不多有足球场那么大（连藏书库）。而自己的校长办公室却附设在教务处内的一角，占地面积100多平方英尺而已。因此使美方的文教基金如雅礼协会及哈佛燕京学社等大受感动。农圃道一期校舍落成后，接着马上动工天光道的二期校舍。

因火车很挤钱师空手站到苏州

　　再说《四部选粹》。要从众多的四部丛书中拣出来，真不知从何选起。现在由钱师来精选一百种加以新标点，作为人人必读书，让爱好中华学术文化的国人可以节省莫大的时间与精力，真是功德无量。钱师在参与创办江南大学时期，全国民间的生活，普遍十分清苦。

　　由于江南大学是私人创办，财力比公立差，教职员薪酬亦较低。因此王庸馆长在1948年秋辞职到无锡国学专修馆任教，并在某中学兼课以增加收入。此时期钱师亦有去该馆讲课。为《四部选粹》做评点工作的几位青年学者，魏宗海和吴沛澜去了某中学任教；钱树棠则自1947年10月起带着负责标点的《资治通鉴》，去了县立女中任教。只剩下洪廷彦和郦家驹两位陪伴着钱师仍在荣巷。洪君又常为家务事常回南京老家。更糟的是，正中书局于1949年1月决定停止《四部选粹》的标点工作，并将全部图书运回上海。1月31日钱师与洪君同车离开无锡，因火车很挤，钱师是空手站着到苏州；洪君则回到上海。同年4月1日，钱师应华侨大学王淑陶校长邀请到广州任教，钱师事先还约见了洪廷彦君，并为他安排在无锡任教中学。

可惜没把一百种书单留下来

　　钱师应邀到华侨大学还有一段插曲。本来是早一年王淑陶校长于1948年春函邀钱师担任文学院院长的。钱师亦同意准备赴穗的，但由于章渊若校长辞职，江大董事会坚决挽留钱师，笔者见当年钱师致王校长函谓：“江大坚决挽留，穆为桑梓关系，又此校新创，本学期校长去职，人事方面极度不安。穆若匆遽离去，恐对学校前途有甚不利之影响。只有暂时勉留，而对尊处则万分负疚，事出无奈，敢祈谅恕……前蒙以文学院长一席相邀，穆若果南来，谨愿担任课务。兹既不获如愿，承教之期，急切未能把握。尊处为穆安排之课务及职名，万恳另觅替人，以免遗误失约之罪。如蒙宽宥，一俟下年此间得有交代，荷不弃绝。当再南来，藉赎内疚，万一尊处仍盼穆于本期到校者，穆仍当在此告假，以短期讲课之性质前来，如何之处，统乞明示。”此后钱师是否在1948年间前往华侨大学作短期讲课，已无材料可稽。惟可确知者，则是钱师确于1949年4月1日离苏州到穗华大赴任。

　　很遗憾地，在钱师主持下的《四部选粹》的新标点工作，竟因经济问题在工作一年多后停办了。可惜的是钱师和这五六位青年学者没有把这一百种书单留下来。吴沛澜只记下了分派她圈点的《王荆公全集》一种；还有，钱树棠君则由1947年10月起负责标点《资治通鉴》。其他可查的便是洪廷彦君所记下的30余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