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嫌疑人被绳子绑在一起，带到东校场然后被枪杀。就像一年前在南昌一样，留着短发的妇女被当做应予处死的激进分子。在杭州，根据美国记者文森特·希安报道，士兵们将一位因为说蒋介石不代表国民党或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妇女开膛破肚。“她的肠子被掏了出来，并缠绕在她的身体上，而这时她还活着，”他补充道，“年轻的男女们因为说出了他们的想法便被斩首，男人们被挂在木笼里饥渴而死或者在架子上被折断。”

在国军1926年取得首次军事胜利的湖南省，当右派寻求根除由共产党造就的乡村激进主义时，它便成了特别残酷而又漫长的冲突的发生地。农民的起义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出生于湖南的毛泽东说道，他们被“挖眼割舌，开膛砍头，刀砍沙磨，用煤油烧，用烙铁烫上印记。至于妇女，他们割下她们的乳房……赤身裸体游街示众，或者只是把她们砍成碎片”。这个省的流血延续了10年，夺取了大约30万人的生命。

上海的商人们很高兴左派被镇压，但不久就发现他们自己正在变成新秩序的第二批牺牲品。作为一个实业应该为国家谋利益的坚定信仰者，蒋对于思想独立的资本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他们只是有用的资金来源。一个金融委员会决定谁将付多少钱，而一个前法官则乘坐他的大汽车在城里四处转悠，告诉公司与个人分配给他们的贷款的数额。青帮与安全部队则会与那些不合作的人打交道，更多的钱通过绑架与明目张胆的勒索被筹集了起来。“富裕的中国人会在他们的家里被逮捕，或在街道上神秘失踪，而那些重新出现的人回家时却变成了穷人，但绝不会被引诱张开他们的嘴去告发那些敲诈者。”一位当时的作家欧文·查普曼写道，“百万富翁也被当做‘共产党人’而遭到逮捕！”

试图安慰新政权令人恐怖的军队首领的中国总商会设午宴邀请青帮的首领们，但却毫无作用。诚信百货商店大亨3岁的儿子被绑架，在支付了50万元赎金后获释；一个纺织厂老板儿子的赎金高达67万元；而从一个面粉巨头那里攫取的财富估计高达700万元。当保守的商人领袖傅筱庵拒绝筹集1000万元的贷款时，他便成了逮捕证上的目标，据说是蒋亲自批准的。在傅逃出城后，当局接管了他的运输公司，而这位将军则占用了他的一所房子。

蒋已经被描绘为上海资本主义的人物了，1927年春夏的事件就表明了这种关系的实现，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关系还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对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来说，在带刺的铁丝网、沙袋和军队的保护之下，生活一如往常地继续着。坦克在法租界的街道上巡逻，6架皇家空军的双层翼飞机停在跑马场的赛道上。清洗开始的那天，公共租界的纳税人同意采取行动，将中国人赶出都市的公园或花园，一个发言人警告说，放松禁令将会冒这样的风险，即看到这些地方“挤满这个城市的社会渣滓”。法国人扩大了与杜的毒品条约并且为运送毒品的船只提供了海军的保护。作为更多金钱的回报，菲奥里同意让青帮的首领在租界开设赌场。为了获准在那里贩卖毒品，杜将大笔金钱花在了以温顺的菲森顿为首的公共租界工部局身上。其中的部分收入沿江而上到达了蒋那里，为他与左派的对抗和彻底统一中国的抱负提供资金援助。

武汉政府经过了五天的时间才对上海的进攻作出了反应。4月17日，它以其所宣称的国民党的合法代表为基础，把蒋开除出党，并且斥责他的“屠杀人民”的行径。一个规模盛大的集会谴责这个“反革命的头目”，据报其头颅的悬赏金已达25万元。面对镇压的现实，莫斯科也开始转变了立场——共产国际称这位国军司令为叛徒，而《消息报》也发表了一封蒋当时正在俄国学习的儿子蒋经国的公开信，信中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情，而我不再认你做父亲了”。斯大林设法召回了他在清洗前送给蒋的签名照片，并且在此时把这位将军比作了一个挤干后就应该被扔掉的柠檬。

在与外国记者的会面中，鲍罗廷的讲话听上去慷慨激昂。这位俄国人身穿宽松的法兰绒裤子和肥大的白色上衣，当他告诉一个来自伦敦《每日邮报》的记者，蒋介石已经成了反革命分子和无政府主义分子“阴谋的牺牲品”而必须被开除时，他用一根细细的马鞭拍着他的大腿。左派政府的地位也日益变得令人担忧，它的财政拮据、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又加剧了这种状况。海关的一个主要职位被蒋的支持者占据，又切断了其来自鸦片贸易的关税收入。武汉的工人自行其是，而商人支持者则日益变得与政府离心离德。停泊在一英里宽的长江江面上的30艘军舰时刻提醒着武汉政府，如果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列强就会随时准备予以干预。痢疾的大爆发使数千人命丧黄泉，在前英租界，路透社记者写道：“苦力们正在把以前非常漂亮的滨江大道和江岸当做公共厕所来使用。”

在南京，蒋和他的支持者们也成立了一个敌对的政府，国民党的理论家、1925年被当做右派排挤出去的胡汉民也加入了进去。虽然缺乏广泛的基础，但它宣称代表着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利益，而这些阶层也恰恰始终构成了国民党财政支持的核心，这样它也可以影响到担心武汉会转向左派的人们。与此同时，它也代表着进一步走向军国主义化，正如胡汉民后来承认的那样，使用军队去镇压共产党人也意味着军队脱离了文官政府的控制。

此时采访蒋的新闻记者文森特·希恩从他消瘦的脸上察觉到了一种冷酷的表情，但也发现他“敏感而又机警”并且把他的年龄看得比40岁的实际年龄年轻了10岁，文森特也承认他本人对于武汉的左翼政府的同情。“我能够感知到蒋介石思想中的那种热烈而又野心勃勃的特质，他的关切得到了很好的思考，他的愿望使得他的个人野心涂上了革命的学说与言辞的保护色。”希恩写道，“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尽管他有着令人惊异的机会，但革命运动的空话只是停留在其意识的表层。他依旧奸诈，野心勃勃，精力充沛……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而且我完全相信他会获得成功。”

1927年晚春，蒋不得不首先对付从山东向南京进发的狗肉将军的军队，这些军队已经挺进到足以对南京进行轰炸的距离。与此同时，国民党左派也面临着来自这个军阀的“满洲”盟军的威胁，在26岁的少帅张学良的统率下，“满洲”军队已经渡过黄河，从北面威胁着武汉。这种两路进攻使得国民党军队的弱点暴露无遗，同时也显示出南京与武汉合作对抗他们共同敌人的必要性。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仍然要冒对抗数量上要优于他们的北方联盟的风险。所以他们要寻求新的合作者。

在18个月前被北方军队击败后，基督徒将军令其部队固守北京北部，与此同时，他却乘火车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听着京剧唱片来消磨时光。在苏联首都，他见到了许多高官，并接受了有关革命方法的指导。尽管有民粹主义的倾向，但冯玉祥对任何真正的共产主义的东西毫无热情，同时也知道怎样让他的东道主提供给养与金钱。回到家后，他召集起部队，在俄国承诺的援助之下，看到了复仇机会。他的部队，包括行动迅捷的骑兵，以黄河一线为基地，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国民党的支持者。冯希望通过与国民党的联合，可以使自己作为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在对抗北方军阀的战场上，并且统治陷于分裂的南方人。为摆脱持续不断的资源匮乏，他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得到了资助的承诺，尽管他总在抱怨资金被克扣。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