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庭之前，因为觉得“案件关系到自身利益”，另外两家媒体《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意见书。其中《华盛顿邮报》的意见书中这样写道：
“有时，那些合理却又无法证明的怀疑，暴露出官员的无能、过失或者恶行……如果用诽谤诉讼威胁那些真诚相信错误事实而批判官员的人，或者要求批评官员的出版物必须证明自己每一处细节都绝对真实，那这必将扼杀所有对政府或官员的批评。”
颇有意味的是，9年后，正是写下这些内容的报纸，从一条无法确认的“传言”开始深入调查，揭露了“水门事件”，并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
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
1964年1月6日，“《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正式开庭。审判席上，首席大法官坐在中间，其他大法官以资历排列在两侧，而出庭律师则站在审判席下的辩论台，面向法官发言。
“第39号案件，上诉人，《纽约时报》公司；被上诉人，L。B。沙利文。”首席大法官沃伦读道。韦克斯勒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沃伦大法官向他示意之后，言词辩论开始了。
“首席大法官先生，希望我说的，能让庭上满意。”韦克斯勒说，“我们呈请审查原审判决，因为它侵犯到出版自由，其严重程度，建国之后已属罕见。”
随后的庭审对话中，9位大法官不断向韦克斯勒提问。在论述完“第一修正案赋予人民批评政府的绝对特权”之后，戈德堡大法官问：“你的意思是，批评官员的自由不仅适用于报纸，任何人均有此自由？”
“当然，的确如此。”韦克斯勒回答。
另一位大法官继续追问：“按照你的意思……就算《纽约时报》或其他人诬陷官员受贿，也受第一修正案保护？”
韦克斯勒回答：“的确……这类出版自由也包含在第一修正案中。”
戈德堡大法官继续问道：“也就是说，一个公民有权扭曲真相，恶意攻击自己的市长、州长接受百万贿款……而市长却不能告他诽谤？”
“就是这样。”韦克斯勒说，“他可以运用他的特权，以演讲来回应指控。在类似情况下，多数市长也是这么做的。”
同时，韦克斯勒也不断表明，《纽约时报》在刊登广告之前并不知道信息与事实不符，“这不是一起蓄意造假的案子”，因而也不构成诽谤。
沙利文的律师对此提出了异议。他在庭辩中表示，在收到沙利文的抗议之后，《纽约时报》发现了广告的不实，却并没有向沙利文道歉。
这时，坐在审判席中央的首席大法官开口了。在过去的10年里，因为对于校园种族隔离“违宪”的判决，这位美国司法界的“一把手”一直受到来自南方的各种辱骂。
“在最高法院，至少有一个成员，这些年被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攻击、谩骂，并指责他诽谤。”沃伦笑着说，“如果他认为自己没做这样的事，是不是必须回信说明，或者承担50万美元的判罚？”
“我不清楚那些信件的内容。”沙利文的律师说。
沃伦笑了，“那些信的内容，可比这条广告糟糕多了。”
1964年3月9日，庭辩结束两个月后，最高法院作出判决：9位大法官以9票对零票一致通过裁决，撤销原判。
对于《纽约时报》，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因为诽谤罪名不成立，《纽约时报》不用支付50万美元的赔偿，连3次起诉的费用也全部由沙利文一方承担。但这一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判决书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完成。他曾经协助沃伦大法官，推动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在“沙利文案”的判决意见中，他对媒体批评官员的权利进行了更为强化的界定：媒体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
“官员履行职务时，享有言论免责权……那批评官员的公民也应当享有同等特权。”判决书中这样写道，“公民履行批评官员的职责，如同官员恪尽管理社会的职责。”
在这份著名的判决意见中，另一句话也作为经典内容被后人广泛援引：
“我国曾对一项原则作出深远承诺，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激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这显然有权得到宪法的保护。”
对“跨国影响”的重新激活
直到今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的判决意见仍然得到全世界很多学者的肯定。
美国哲学家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曾经提出，“民主社会中，人民自治是最健全的治理方式”。而在这一案件宣判后，有人问他对此的感想时，这位92岁的老人回答说：“这是值得当街起舞的时刻。”
几十年后，刘易斯在回顾这起案件时评论说：“最高法院的立场，对美国新闻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50年代，冷战伊始，美国主流媒体的记者们在处理与国家安全议题相关的报道时，往往十分相信政府的声明，不敢轻易越界。但到了60年代末期，新闻界已经开始怀疑政客的言论，并且试图通过非官方途径，探求幕后真相。
容许新闻报道存在犯错空间，对新闻界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记者们的消息来源就是那些并非“绝对真实”的匿名消息源，如果按照“沙利文案”一审判决的界定，批评官员的言论必须证明自己提到的每一处细节绝对真实，那这些报道就根本没有生存的可能。
不过，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一判决的负面效应也在逐步显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时代》周刊公司诉希尔案”。
1952年，3名越狱犯人闯入了美国费城的詹姆斯·希尔家，这引发了媒体随后铺天盖地的报道。1955年2月，《时代》公司旗下的《生活》杂志在介绍一部电视剧时指出，该剧以希尔一家为原型，从而影射希尔一家人曾经被逃犯毒打、强奸。
很快，希尔以“侵犯隐私”为名，对《生活》杂志提起诉讼，并在历时10年的审判后被判胜诉，获得了3万美元的赔偿。然而，在“沙利文案”判决后，《生活》杂志发行方《时代》周刊公司却认为，之前的判决侵犯了媒体的出版自由。
为了避免对媒体可能的吓阻效果，1967年，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宣判希尔败诉。同样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意见写道：“如果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明知陈述虚假而故意为之，就不得根据有关保护隐私的法律，对那些公众关注事件的不实报道判处损害赔偿。”
但案件引发的关于媒体伦理的争议一直存在。人们担心，在批评官员的自由得到强化的同时，普通人的生活也面临被媒体侵犯的危险。1971年，希尔夫人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选择了自杀。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