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作为教育部高层的曾昭抡对行政力量主导大学有无异议，我们无从得知。毕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他是在一种英美教育体制下工作，无论是北大，还是西南联大，皆推崇大学的“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周其湘的记忆中，作为民主党派人士，他“尊重中共的领导，遇有重大问题，都及时请示”。

预热：改造与清理
 

“立新”必然伴随着“破旧”。 

1949年后第一个关于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是《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育法”。在1950年6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故而，拖延改革不对，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不对，预计用10到15年的时间来做教育改革的工作。

然而，历史进程正是在1950年6月快马加鞭，如暴风骤雨般席卷高校和知识分子。朝鲜战争爆发，10月志愿军秘密入朝，国内形势骤变。原本审慎、温和的教育改革突然进入剧烈的调整期，首要的工作，便是“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夺取美帝在中国的文化侵略阵地”。于是，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全国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教会大学，11所被改为公办，另外9所改为自办，由政府予以补助。

要彻底清除民国以来深植于中国高等院校的英美教育思想，就必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钱俊瑞的看法可能代表了教育部高层的普遍共识，高校的知识分子，“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不肯确实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

事实上，从1949年之后，一些知识精英便或主动或被动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期获得新政治权威的认可。1950年1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萧乾的《试论买办文化》，这位曾经浸染欧美文化经年的记者、作家，清理和批判自己，呼吁 “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18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

无论是否出于自愿，当知识精英们用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新式语言否定自己过去的时候，也便是他们投身于建构权力决定自己政治地位的机制的过程。

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全面铺开。教育部为此专门设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主任委员，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曾昭抡兼副主任委员，委员则为京津地区各大学负责人如马寅初、陈垣、蒋南翔、杨石先、茅以升等。

而曾昭抡本人亦不能幸免。据北大化学系教授庞礼回忆，曾昭抡之最终辞去北大化学系主任，便是在“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大潮流里，他还在提倡搞科研，要学生好好读书，于是有人提出让他调走。追溯个中情由，可能又夹杂着他执掌化学系多年而潜藏的人事纷争。不过无疑曾昭抡“不识时务”其来有自——1936年国难期间，他希望同仁能和阿基米德一样，在敌人刀剑架在我们颈项上面的时候，还能说“不要弄坏我的圆圈”。在这场“排队洗澡”的运动中，相比而言，曾昭抡只是洗了个小澡。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样解释这些精英们所面临的历史境遇：“1951至1952年三个互相有关的运动（指“三反”运动、“五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对到那时为止一直受到中共温和对待、甚至优遇的集团来说，是一个当头棒喝……虽然思想改造主要针对被断言是帮助‘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但更全面的目的是削弱所有背离中共式马列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展开：雷厉风行

思想改造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院系调整也正式展开。《人民日报》发表于1952年9月24日的社论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关系：“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曾得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是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严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如今，“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加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样，就有条件与可能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了。”

各大行政区、省、市和大学的院系调整委员会相继成立，垂直的行政机构保证了院系调整方案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推行。教育部按照“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的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校院系调整。此前，北大、南开的教育系已并入了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北大、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大管理学院，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院、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土木系并入交大，交大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到1952年底，四分之三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较为彻底。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1953年的院系调整则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