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一件小事》的主题，历来有很多种观点。传统的观点有认为是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品质，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坏根性”；有认为是表现了知识分子可贵的自省、慎独的精神等。《名作欣赏》也刊发了李靖国、魏泽黎、靖辉等有关《一件小事》的重评文章。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件小事》中有一个细节是理解作品主题的关键，如果深入挖掘这个细节背后隐藏的内容，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小说中写到当车夫将老女人送到巡警所的时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这个细节通常被认为是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崇高品质的赞扬以及对知识分子“坏根性”的批判等。但是，如果再细究，这个细节中的知识分子“我”真的觉得人力车夫的后影“刹时高大了”？真的对他产生“仰视”的情感？真的由此“教我惭愧，催我自新”？事实是这样吗？这是作者的本意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们不能孤立地论《一件小事》，而应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顾及全人，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首先，按照鲁迅的意思，倘要论《一件小事》，就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一件小事》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首次在中国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掀起了宣传“劳工神圣”思潮的序幕。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音》与《晨报副刊》，上海的《劳动界》《星期评论》《建设》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广州的《劳动者》，天津的《觉悟》，长沙的《湘江评论》都以专栏或专题形式对劳工问题进行了宣传报道，“劳工神圣”很快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并迅速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去。在“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形成之前，以劳工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极少。而在这其后，此类作品纷纷出现，当时各大有影响的报刊都大量刊载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例如，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仅1920年就发表有关劳工题材的作品达140多篇。出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刘大白的《卖布谣》《五一运动歌》《成虎不死》《红色的新年》与《每饭不忘》、康白情的《女工之歌》、舍我的《车夫》、刘半农的《车毯》与《铁匠》、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郭沫若同时期的部分诗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等。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各种思潮与主义，其中“劳工神圣”思潮是当时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种，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象征，具有普遍的正面社会价值认同趋向。鲁迅作为一个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弄潮儿，无论他心底对“劳工神圣”思潮持怎样的态度（事实上，后文论到，鲁迅毕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与“劳工神圣”的价值观是内在矛盾的），他都必须要顺应这个进步社会思潮的“大流”，和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趋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因为，对鲁迅来说，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样做是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时，其他包括胡适、陈独秀、郭沫若、刘半农等作家都纷纷写此类题材，就连鲁迅二弟周作人也写，原先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怎能甘于落后？怎能有理由落后？另外，既然当时“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劳工神圣’”，鲁迅也可以赶赶这个时髦、凑个热闹呀？因此，《一件小事》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与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气势浩大的全国性“劳工神圣”社会思潮支持性质的参与？是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表态”？鲁迅对人力车夫的“仰视”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的动机，而对当时“劳工神圣”价值观表达表面的赞同与附和？从而并不一定真正出于本心？那么，《一件小事》也自然就是鲁迅的“应时”之作、“偶然”之作。

其次，按照鲁迅的意思，倘要论文，也要“顾及全人”。应该将《一件小事》的创作置于鲁迅整个思想发展与创作历程中进行考察。批判国民性与改造国民性是鲁迅贯穿一生的创作宗旨与思想精髓。纵观鲁迅一生创作，其所表现的“国民劣根性”有：奴性、自私、退守、瞒和骗、做戏、惰性、卑怯、自欺欺人、虚伪、巧滑、无特操、虚无党、愚昧、麻木、健忘等。而这些“国民劣根性”体现在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占国民主体的底层民众身上。鲁迅对于底层民众身上即使部分美好的品质也并非完全的相信，他总是怀着逆向的怀疑思维挖掘这美好品质背后可能出现的“可怕”：“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阿Q一旦“革命”成功，第一便是消灭小D和王胡。依照鲁迅的怀疑思维，他完全可以想到，如果《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升为车厂老板，他也有可能就像《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那样剥削祥子。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极易摧毁底层民众身上仅有的一点美好品质，残酷地追问了“奴才做了主人”之后的可怕真相，从而批判了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以奴性为核心的国民劣根性的“反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思想决定了鲁迅的启蒙主义创作观念——“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病苦”侧重于精神上的病苦。应该明白，鲁迅表现“国民劣根性”的目的是怀着“疗救”与“改造”的良苦用心，而并非仅仅只停留于表现。

显然，鲁迅所言的“国民性”侧重于“国民劣根性”，这是鲁迅观察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基本视角。我们虽然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若干非“劣根性”视角的例证，例如他在后期也称赞过“中国的脊梁”，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并相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是，那种认识是出现在他的人生后期，此时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特别失望，在接触到共产党之后，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产生了新的看法。而鲁迅在写作《一件小事》时期，他的批判国民性劣根性思想表现最为集中，写于同时期的杂文集《热风》《坟》、小说集《呐喊》《彷徨》等，都典型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此时期鲁迅几乎没有创作过从正面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一件小事》是个极少有的例外。而且，鲁迅创作后期虽然出现少数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但此时期鲁迅观照“国民性”的主要视角依然是“劣根性”视角。也就是说，鲁迅作品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没有本质的变化。

在这种国民性批判中，有一个启蒙/被启蒙的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鲁迅）是处于启蒙者的地位，而启蒙的对象——被启蒙者则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众，其中像鲁迅作品中的阿Q、小D、王胡、爱姑以及“看客”等形象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启蒙者，鲁迅对其笔下的被启蒙者的总体态度可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无论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在精神上始终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启蒙者的内涵是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与个性主义等西方现代精神为主，而被启蒙者则基本带有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虽然像闰土、祥林嫂与阿Q等身上也有正面的美好品质）。如果说“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同情还能稍稍表现一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个体人格的平等态度，那么在“怒其不争”的关系中，启蒙者是高高在上于被启蒙者的，他们彼此的精神境界之间隔着一道天堑般的鸿沟几乎无法逾越，启蒙者是带着批判、焦灼、无奈的眼光来俯视挣扎在国民劣根性“泥沼”中的芸芸民众，在这样的二元关系中，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怎么可能对一个被启蒙者——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鲁迅对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从而“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从而表现了赞颂劳动人民、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传统的主题，那么，这里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位置就发生了颠倒，传统的启蒙者知识分子“我”（鲁迅）变为被启蒙者，而传统的被启蒙者人力车夫则变为启蒙者。但是，像鲁迅这样一个在精神上占有绝对优越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启蒙者，是不会对其启蒙的对象人力车夫产生“仰视”的情感的，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人力车夫的启蒙对象。当然，他可以对人力车夫的不幸命运产生人道主义的同情，事实上，鲁迅确实对车夫是充满同情的，以鲁迅日记的真实记载和俞芳的回忆录等内容为例，可以证实此点。但是很显然，同情和仰视不是一回事。同情下层民众并不意味着精神上认同下层民众，同情下层民众并不一定就得歌颂一个精神上需要启蒙的下层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