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亚洲局势，中国为主，日本辅之如第为中国计，则地广财丰，一面频海，战守皆便，原不必有资于日本。

　　　　这里充满了天朝对藩属的自负和傲慢，而他在另一篇给朝鲜朋友的信里，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日本和俄国的不信任，他说，“日本之窥伺朝鲜，数百年于兹矣，国中人当无不知之，而鄂（指俄罗斯）欲逞志亚洲，必首发难于朝鲜，则或未知也”，这里表达的是那个时候中国知识人的普遍忧虑。然而稍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情势逆转，这种不屑、自负、傲慢、忧虑就变成了悲愤和无奈，六月十九日浙江学政徐致祥奏折中，说到往日英法侵略，“不过赔费千余万两，添设通商口岸二三处而已，未闻割地以求成也。今倭一海岛小国，以中国全力受困东隅，国将何以为国？”可是从翁氏的“穷而无赖”，到姚氏的“日本辅之”，到徐氏的“海岛小国”，中国人心底的拒斥心理，似乎始终存在。就连章太炎和梁启超，看上去很主张兴亚的说法，但到底心里还是觉得亚洲应当以中国为主，对日本很瞧不起，像章太炎，就在《印度人之观日本》中借了印度人的话，对大隈重信关于亚洲和日本的言论进行抨击，说“自日露战争以来，日本人傲睨甚，以为东方龙伯即己族矣”，他认为日本如果没有中国的儒书文艺，没有印度的佛教，甚至没有朝鲜王仁传来的《论语》、《千字文》，恐怕至今还是“蛟螭蜃蛤耳”，可是“今虽则效欧洲，大都模写型像而成，以是骄人，何颜之厚也”。他更说到，日本崛起以前，亚洲只是有些小衅，日本崛起以后，却不那么平和了。梁启超则在《亚洲地理大势论》里，皮里阳秋地说，“日本固今世之雄也”，但是他却说“其意气扬扬自得之概，今勿具论，若我中华，则岂非亚细亚大陆之中心点，而数千年来之主人哉”，什么是“勿具论”？就是不好明说。什么是“主人”？就是他所谓“习居此土而有经验之中国人”应当是亚洲的领袖和主宰。

　　　　特别是当日本人要进一步进入中国甚至干预中国内政的时候，这种鄙夷和悲愤就演变成了激烈的反抗和拒绝，当日本与中国分别成为凌辱和被凌辱的两方时，那种想象的“亚洲一体”或者“同文同种”的虚幻认同更是烟消云散，本来就有的傲慢、敌视和警惕就变成了认同和拒绝的分界。如果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杨度在和日本人嘉纳治五郎的对谈中，还只是很客气地指出“敝国之存亡，实亚洲之存亡，黄种之存亡也”，觉得“贵国之精神，能否适合于敝国今日之用，尚是一大问题”，并且希望彼此“相爱相护相提携相联络”，那么五年后（1907），刘师培写的《亚洲现势论》，就把日本看成是“亚洲之公敌”，指出“欲保亚洲之和平，以谋亚洲诸弱种之独立，则白种强权固当排斥，即日本之以强权侮我亚人者，亦当同时排斥”，这里“亚洲”已经不再包括已经是强权的日本。同样，不要说政治上的介入，就是对日本人认为是亚洲共同文化基础之一的佛教的介入，中国人也相当反感，在日本僧人大批进入中国的时候，汪康年就注意到日本僧人的图谋，在同一年的《京报》写了一篇《论日本僧人至中国传教之非》，而他的朋友项藻馨在给他的信中，也对此相当警惕，指出“从此日人借教申权，于大局实有极大关系”，甚至说“吾等非凉血类，遇此等事不觉发狂”。这个被想象的共同体“亚洲”之中，有那么多的恩怨，就有那么多的警惕，更不消说过去中国“天下中央”想象的历史影响，以及当时现实日本“霸道”与“霸主”的威胁存在，怎么可能真的有什么“亚洲”的认同？

　　　　1912年10月，日本国会议员考察团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个叫做井深彦太郎的人在上海的《民立报》第752号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论》，宣传“亚细亚者，亚细亚人之亚细亚洲也”，亚洲主义逐渐也成了中国的问题，可是这种亚洲主义却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同。1917年，李大钊看到日本的《中央公论》4月号的《何谓大亚细亚主义》，便在《甲寅》发表《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对于大西洋主义而揭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为对立之抗拒”虽然是当然的反响，但是他觉得亚洲的关键是“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并且一针见血地说到“若乃假大亚细亚主义之旗帜，以颜饰其帝国主义，而攘极东之霸权，禁他洲人之掠夺而自为掠夺，拒他洲人之欺凌而自为欺凌”，这就会“嫁祸于全亚之同胞”。到了1919年元旦，他又在《国民》杂志上发表文章，说“日本近来有一班人，倡大亚细亚主义，我们亚细亚人听见这个名辞，却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就是因为他已经察觉“亚洲主义”背后一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二是“大日本主义的别名”，尽管这种大亚洲主义在表面上确实有凸显“亚洲”而拒绝“欧美”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