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从接受“文学革命”到标举“思想革命”，尤其是诉诸《新青年》发表，钱玄同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他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任教。“钱君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回师大寄宿舍去。”鲁迅曾记录他“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话；钱氏自己则说：“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

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那是《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接着第二、三、四诸号都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则尚无文章送来，我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号里了。”“文章应该用白话做”尚属“文学革命”，“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则已趋向“思想革命”。周作人首度在《新青年》露面，正在该刊改用白话那一期，所发表的是译作《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

自此以后他就借助这一媒体，从事外国文学译介与鼓吹思想革命。前者即由这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打头，后者则要等到发表译作《贞操论》才算开始。当然从后来所写《人的文学》看，文学译介与思想革命本是相辅相成的。

不过周作人首先忙的是另一件事。一九一七年九月四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此项兼职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才辞去。月薪教授初级为二百四十元，以后可以加到二百八十元为止。十月一日，首次上课。周氏不以口才见长，然而所讲内容堪称新颖。“其时我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不知道如何是好，也只好照着中学的规矩，敷衍做去。点名划到，还是中学的那一套，但是教课，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重的工作了。

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希腊文学史”起手于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近代欧洲文学史”起手于九月二十四日，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又开始写“罗马文学史”。

六月课程结束，重加编理，成《欧洲文学史》一书。其中近代欧洲一卷，仅包括“中古与文艺复兴”与“十七十八世纪”两部分。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这是周作人来北京后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世界文学史迄无移译，该书自有草创之功；作者藉此所展现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系统的文学史观，在同辈人――包括北京大学的同事在内――中显得特别突出。虽然以后他的自我评价不高：“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然而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著作。至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仍在续编讲义。以后他拟增补《欧洲文学史》，但未果：“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增补部分已经遗失，其底本“近代欧洲文学史”讲义则保存至今，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其中十九世纪部分占三分之二，正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